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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1个娃娃的极端个案是怎么来的?

生11个娃娃的极端个案是怎么来的?

 
  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何洪,1995年在上海打工时带回一个安徽女人,至2012年7月当地政府给何洪妻子安环节育前,两人已生养了11个孩子,被当地人称为“超生游击队”。“存钱不如存人”是何洪坚持近20年的想法,“只要这群孩子中,出一个能人,那么,这个家就好过了”。如今,他开始觉得这是“一种错误”。
 
  中国青年报对何洪及其家庭二十年来生活的细致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惊和感叹。何洪夫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生养了7女4男共11个孩子。最大的女儿刚满18岁,在贫穷屈辱与愤怒中外出打工,至今下落不明;最小的女儿不满4岁,抱养给远方亲戚;另外9个孩子如今都在家中生活,有4人在上学,这些孩子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都比同龄人瘦小。因贫穷与缺少教养而受到外人的歧视,而他们也在这种找不出源头的恨意中,养成了对世界的深深反感和仇视,并时常有反常的寻衅和战斗之举。在傲慢与偏见的纠结中,小小年纪,已产生了严重的反社会情绪。
 
  对于一向严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四川来说,这肯定是一起极端的个案。作为既成事实,各种惨痛的结局已摆在那里了——此事的始作俑者何洪,因为带孩子到庙里吃饭与人发生争执闹出人命而被刑拘,家中的孩子们,有的精神有问题,有的因外出求学与人争执被杀伤至今未痊愈,有的因为对外人的歧视产生强烈的抵触产生畸形行为方式。而孩子们年仅47岁的母亲,已力不从心,不胜重荷。说这个家庭是一个危险的可能引发后续悲剧的黑洞,当不为过。
 
  这起极端个案,可以说是一种落后观念产生的后续结果,何洪作为一个读过高中且敢于出外打工并带回外地媳妇,还敢自己接生和能够想主意做小买卖的本土“能人”,如果理性客观地看待“人多好办事”这样的观念,不将“存钱不如存人”这种想法极端化,像他妻子最初所想的那样,生下一对儿女,凑成一个好字。两个人种田打工,既能照顾并培养出体质和素养高一些的孩子,同时也不会让自己过得那么累那么绝望。这世界上也不会无端多出9个无辜的小生命,没有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呱呱坠地到一个绝望的境地。他们心中与生俱来却无处发泄的恨意,原本是不应该存在于世的。
 
  除了何洪的观念之外,当地的各级政府部门在管理上,也是有问题的。从1995年以来,各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为什么火花四溅的计生政策,一到何家就卷了口呢?何洪的软缠硬磨生拖死赖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拖拉招法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在这种可怜的可恨人面前,政府部门宽严失度的处置方式,以及不断被无理上访和纠缠“拿住了”的局面,也是一个原因。十个娃娃都成功办到户口,让人分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悲悯,还是一种欺善怕恶的软弱。这种“奇迹”的发生本身,只能说明,在这件事情上,何洪的谈判和博弈能力,显然比相关部门的当事人要高得多。只可惜,他的局部胜利,最终没有通向更美好的结果。
 
  如今,何洪因刑事案件面临法律的严惩。这个只剩下一个接近崩溃的大人和9个生计无着且对周围充满敌意的孩子,而周围的人们,对他们也亲切不到哪里去。当务之急,是救助和关怀这个家庭,否则,它将因拖延而变成庞大的病兆,危及一方的祥和与安宁。对他们提供物质和精神的救助,比遗憾、谴责和叹息更有价值。特别是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相比于物质方面的救助,心理和精神的救助和修复过程,将更为艰难。
 
  没有保障和准备的“存人”,不仅比“存钱”更不靠谱,而且,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愿这道理,不仅仅是在牢里数铁窗的何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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