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成长过程中，最令人感到恐怖的，莫过于“叛逆期”这个阶段。许多孩子的家长，对此无不感到苦恼和手足无措，总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逆变过程——从这个时段，听话的孩子变得自作主张了，乖乖的孩子变得浑身长刺，他们对世界上既有的东西，无一不以怀疑的态度报之以不服，为反对而反对，叫起立偏要趴下，恨不能对长辈们所说的糖是甜的盐是咸的之类的常识都给出不同的结论。人们其实并不知道，这是成长的必由之路，就像蝴蝶的成长必须经过蛹的挣扎一般，这个过程，对挣扎者本人也并非愉快的。

 

像所有人一样，我也有一个挣扎的叛逆期，不同的是，我的叛逆期，比别人要长，也更猛一些。

 

叛逆期的第一个受伤者通常是孩子的母亲，故而这个时段也被专家们称为“仇亲期”，这个阶段的人，通常会把最亲的人当成第一批需要打翻和超越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也不例外，只是我并没想过要与自己的母亲为敌，而是想告诉她我的真实想法而已，但最终的效果却是一样。

 

我记得那是十岁时的某个早晨，母亲像往常一样轻轻拉开房门，撩开蚊帐，在我耳边轻吻了一下，然后小声说：“该起床了！我给你煮了鸡蛋羹。”

 

不能不说的是，这一切都是我不喜欢的，无论是起床刷牙洗脸，还是母亲轻柔的撩蚊帐和呼唤。这些都与我心中小男子汉的定位有尖锐冲突。母亲温柔轻唤的每一个细节，让我瞬间想起摇篮中吃奶的婴儿或满身绒毛的小狗。这些都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就是那碗黄黄的软软的散发着鸡屎味的蛋羹。并不是母亲的手艺不好，而是我的味觉独特，不喜欢那个味儿。我经过了多年挣扎，也没逃脱那碗鸡蛋羹的追杀，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母亲觉得这东西对我有好处，就像我曾经喜欢过的她亲我搂我叫我宝宝那样。

 

那天，我没像往常那样忍住，而是借着新鲜的起床气，一阵闹腾，并最终把那碗鸡蛋羹成功打翻在地。这一切的前因我是知道的，但母亲并不知道，在她看来，这就是一桩把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反叛。当然，我也觉得自己打翻碗做得有点过分。但是，我如果仍像往常一样，当面含笑接碗，转身就倒进泔水桶，于我心理也是一种冲击，那时的鸡蛋并非易得品，而阳奉阴违，在我的小男子汉词典里与怯懦同义，这两样，都不是我乐意看到的。

 

这件事令母亲伤心了很久，但至少鸡蛋羹，算是永远退出了我的生活。以至于在多年之后，我某天突然开始想念它的味道时，也再没吃到过，因为这时，母亲已离开人间，那种味的鸡蛋羹，也从此从我生活命中绝迹。

 

我的第二次剧烈的反叛，发生在三年后与父亲的那次三峡之旅的路上。当时，我们从老家坐汽车到重庆朝天门准备坐船沿江而下。我们到达时，离开船时间还有大半天，为了打发时间，父亲建议去渣滓洞白公馆参观一下，这对于看《红岩》长大的我来说，当然是有诱惑力的。我们就抓紧时间，紧赶慢赶地去了趟歌乐山，匆忙的游览还算顺利，除了中途与父亲为哪首诗是哪位烈士写的，给江姐手指扎竹签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发生过小小争议之外，其余情况基本正常。但在下山的时候，我们为从哪条路能更快回到公交站发生了分歧。父亲认为应该原路返回，而我认为应该从旁边一条铁路隧道穿出去，可以节省更多时间。父亲没听我的，而且给我所认定的最优线路送上了“你懂个屁”几个大字。再没有比这更让人生气的，我一怒之下头也不回地冲向铁路隧道，冲父亲甩出一句：“你不走我走！错了也不用你管！”

 

我脑中设想有两个结局，一个是父母在我的挟迫之下，也追着上来和我一起走隧道；另一个结果，是我以狗也撵不上的速度飞快地从隧道里穿出，抢先到达公交站，得意地以优胜者的姿势，傲视着他俩汗流浃背的蹒跚身影。

 

但遗憾的是，这两个结局都没发生。我冲进隧道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的选择是一个错误——前面黑茫茫的一眼望不到尽头。但为了那句甩给父亲的话，我以“就算是泡屎我也要把它吃掉”的心情往前怒跑。身后的洞口，由大到小直至变成一个小小亮点然后终归于无，而前面的却始终只有一眼望不到底的黑。无尽的没有底的黑，让我万分恐惧，我恐惧突然疾驰而来的火车，恐怖黑暗中蹲着坏人，更恐惧比坏人恐怖一千倍的别的意想不到的什么东西。不知不觉中，我已跑了很远，但最终选择往回走。相比于前方未知的黑暗厚度，后方已知的距离终究要令人好受一些，虽然路的尽头，等我的极可能是父母对我“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讥讽与得意表情。

 

但父母并没在洞口外等我。

 

我赶往朝天门，那艘游轮也没有等我。

 

面对山城朦胧的夜色，摸着口袋里仅有的两元钱，我像个傻瓜一样张着大嘴哭了。那个时刻，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虽然我父母就在不远的地方，疯狂地寻找着我。

 

我的执拗与反叛，让一场原本应该浪漫温暖的亲情之旅变成了朝天门找娃三日游。时至今日，想来也觉得遗憾和后悔！

 

之后的日子，我的叛逆由家庭蔓延到学校，直至社会。这是一种并不明确和可控的情绪，主要表现在逆反上，特别是对比我强大的权威面前，似乎像江湖上的小混混温急望砍倒老大而成为老大一样，我渴望着权威在我面前倒下，即便不是真正倒下，他们在我的诘问或无理面前讪讪然不知所以的表情，于我便是愉悦的胜利。

 

在这种思维状态下，我反复纠缠过政治老师，提了很多她不便回答的问题，直至被以捣乱者的身份以胜利的姿态被赶出教室。我还带着全班同学以哼唱《国际歌》的方式，让我们不喜欢的老师无法讲课；我们还办过一张油印小报，起名叫《刺头》，发刊词就叫“反对”；我和小伙伴们对现有的一切东西，都觉得有打碎重来的必要，那时写的诗，充斥着“只有打碎，才是惟一的活路和希望”的句子。但事实上，那些我们觉得不对的东西，有一些确乎是值得改进的，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不懂，而对其产生的误读。当然，这些都是在多年之后，当我已成为当初我们所反对的人时，才渐渐明白的。

 

叛逆是成长的一部分，很难说得清它的褒贬。我从那些否定质疑甚至无礼冲撞中，获得了不少成长新经验，当然也吃过不少的苦头。而让我真正认识反叛真相的，是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填报志愿，我义无反顾地填了与父母期待的中文完全相反的石油专业，并最终走上了现在的人生之路，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异功能，知道后者的发展前景强于前者，我仅仅是出于逆反而已——只要没和父母要求我的一样，就是胜利。

 

但这一次，我的逆反，却落入了圈套，事实上，父母的真实心愿，是希望我考石油学校，但害怕我那“叫起立偏要趴下”的逆反心，而选择了“想你起立，却偏叫趴下”的策略。

 

这次，他们赢了！

 

故事提供者：谢文临 油企高管

    

背景：家长会上，老师反映，17岁的儿子有早恋现象，并且越是规劝越是不听，希望家长与孩子做一次深切的沟通和交流。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叛逆之于青春，犹如酒精分子之于酒，是不可或缺的元素。用之得当，是一种享受佳品，如果处之不当，就会后果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