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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拍场吻戏有多难?

对于当下的中国影视观众来说,拥抱与亲吻的镜头可谓是见惯不惊了。但往回四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恐怖事情。别说中国人拍摄的电影里不能有这样的镜头,就是外国人拍的电影,在中国放映时,也会将亲吻镜头删节干净,而报刊杂志,如果胆敢登这些剧照,必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会受到来自有关机构的查处,还会受到民间保守人士的口诛笔伐,1979年,《大众电影》第五期封底上刊登了一幅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亲吻剧照,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全国数百万人参与到激烈的论战之中,成为一大历史事件。

 

    即便是在这样的坚冰状态之下,中国电影人中,还是有敢于吃螃蟹的人。他们如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第一个人类脚印那样,拓荒性地在只剩下几部样板戏的中国电影荒漠上,挣扎着开出了一朵惊天动地的小花。这朵小花,便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吻,虽经过删节与修正,只有三秒钟,但这短暂而隽永的三秒钟,却如千里冰封的黄河上融开的第一道冰痕,成为滚滚春潮的前奏。

 

    初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悄然来临

 

    1980年春节前,在一些大城市的远郊电影院,悄然开始上映一部名为《不是为了爱情》的新片。这种事后证明是有意为之的反常上片方式,不仅没有如主事者期望的那样使影片逐渐淡化并最终消失于无,而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架势,迅速从边缘进入到中心城区,热映程度达半年之久,此片让地处西南一隅,在中国电影界处于相对弱势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在当年创下了建厂以来最好的记录,售出300个拷贝,按当时一万元一个拷贝计算,这已是个天文数字,而此片投入的成本,不到40万元。

 

    这部电影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主题,讲述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相互扶持帮助的故事。契合了当时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愿望与心态;其二,是该剧的主角,是个漂亮的意大利留学生,与当时充斥于银幕的五大三粗只有刚强没有柔情的女主角形成反差;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电影中正面描写了爱情,颠覆了传统银幕形象中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钢铁男女。不仅如此,还展现了疑是“三角恋”的复杂感情,并且还有一段虽然短暂却振聋发聩的亲吻镜头。

 

    没有人说得清以上四个原因中,哪一条占得更多一些。但这几个因素,用当下电影发行的行话来说,即是具有“炒点”和“引爆点”,受观众的关注并引起轰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虽然当时的媒体,有意地抱以批判和指责的态度来报道和评论该片,但不仅没为这部电影的轰动降温,反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8年9月29日,在影片上映后的28年,笔者到峨眉电影制片厂采访了本片导演向霖,听他讲述了该片拍摄和审查中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一部电影的诞生,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艰难与不易。

 

    缘起:大字报背后的悲情故事

 

    《不是为了爱情》缘起于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

 

    1979年春天,时年50岁的峨影厂导演向霖赴京送审新片《冰山雪莲》,住在北京招待所。因为电影中有一场兄妹桃园重逢的戏被主审的领导批评“太像谈恋爱”,要求删改。而这场戏是向霖最得意的一场戏,大家是挂着氧气袋在罗布林卡抢拍下来的,得之殊为不易。向霖正郁闷着想怎样给那些决定电影生死的白发老人解释的时候,本片的主角杨继业带着一位朋友来看他,这个人就是《不是为了爱情》的编剧杨韬,当时在铁路文工团工作。

 

    三人喝茶聊电影聊时事。杨韬讲起了当时轰动北京的一条新闻:一个女子,丈夫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她痛苦绝望地想自杀,一个工人把她从河里救起,并一路关心照顾她,让她恢复了生活的勇气。两人也开始相爱,并准备结婚。但就在结婚前夕,“四人帮”垮台,她被宣布死亡的丈夫出现在她们面前……

 

    这一篇题为《我该怎么办?》的大字报所披露的故事,在当时北京城里引起巨大的震动与争议。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正在为下一部影片寻找剧本的向霖,他于是委托杨韬把大纲写出来,三天后自己离京前再议。

 

    三天后,杨韬带着大纲来招待所,边念边谈自己的设想,当场就有听者落泪。大家通过交流,对剧本进行了风险评估。

 

    本片政治上是反“四人帮”的,与当时的大背景是契合的。过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本片的难点,是写了爱情,这对于那些连兄妹桃林相会都不允许的主审者来说,确实具有太大的挑战性。

 

    为了保证影片能安全出笼,他们定下一个基调:将女主角定为有外国元素的人,最终结果,是写成一个白求恩医疗队烈士的遗孤,父亲是白求恩的战友。事实证明,这种选择虽然为他们的拍摄工作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但在影片的最终通过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天夜里,他们基本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初吻,也因此确定由一个外国女孩来完成。当晚,他们还决定,将杨韬初定的名片《这绝不是爱情》改为《不是为了爱情》。

 

    熟悉中国电影的人知道,确定剧本大纲,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其后,还有众多必要和不必要的麻烦在等着他们呢。

 

    选演员:找个外国人比登天还难

 

    向霖回成都后,向领导汇报了北京的经历和自己的设想,领导听后,原则上表示支持,但因为涉及众多敏感的东西,相约等剧本来了之后再做定夺。大家于是翘首等杨韬完成剧本并寄到四川。但一晃几十天,剧本却音讯杳无。

 

    两个月后,向霖和厂领导一起赴北京参加创作研讨会,在会上听当时的中央领导做解放思想的动员报告,在会上,胡耀邦当众撕掉了主席台下面那些经历了十年浩劫已不知该“怎么写作”“怎么拍戏”的作家和导演们送上来的问题纸条,鼓励他们打破条条框框去创作,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这件事极大的鼓励了峨影厂领导和向霖本人,坚定了他们要把这部电影拍下来的信心。

 

    这时,他们得到信息,编剧杨韬的一位在北影工作的朋友无意中把剧本传到厂里,被大导演凌子风看中了,凌当时正在拍任务片《李四光》,对《不是为了爱情》爱不释手,想放下手中的《李四光》,先拍这部。

 

    向霖知道消息后,万分焦急。当时并没有什么版权概念,对方又是大厂的王牌导演,他们根本不具备任何竞争优势,但他仍决定去争取一下。他和领导一起找到正和他们一起开创作会的北影厂厂长汪洋,向他陈明峨影厂策划并打算投拍《不是为了爱情》的情况。汪洋当时正苦于没有理由阻止凌子风停拍《李四光》,正好做个顺水人情,答应把本子还给峨影厂。这个决定,也使北影和凌子风导演错过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吻。

 

    剧本确定后,开始选演员。在向霖导演看来,这是本片众多困难中的第二大难点,其难度和压力,仅次于最终送审那道生死关。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非常稀缺。而且,这不多的外国人,还必须通过几十道关口的审查和批准,才能参与到拍摄中。这几十个公章中,最困难也最重要的是文化部的公章,而印把子就掌握在那位下令修改兄妹桃园相会的老同志手上。连“像谈恋爱”都不允许,何况是真谈恋爱,而且是和外国人谈,确实太不可思议了。

 

    为了绕开这道关口,有人建议他们像其他国产电影一样,在国内找个高鼻梁的少数民族演员来扮演。他们也真试着这么干了,但选了一堆人,拍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最后还是决定找真正的外国人。

 

    现在的人们根本想象不出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华大地上外国人的稀缺程度。向霖和剧组人员求助外交部,寻找外国专家组以及有外国血统的混血儿,但因为形象、气质和年龄等条件不符合而一一否定。向霖甚至跑到北京前门大街上去观望过,但因为语言沟通原因而一无所获。

 

    就在几近绝望的时候,北京人艺演员蔡安安建议向霖去找留学生。他的女朋友在外事组,掌握有近百名北大清华的留学生资料,建议他去试试。

 

    借着一次留学生集体组织看电影的机会,向霖跑到电影院去仔细挑选并终于发现了后来在电影中扮演女主角的意大利留学生裴兰·尼克莱达,她当时在北大哲学系留学,即将毕业。

 

    经过漫长的申请与批复过程,盖上了从外交部到北大到四川省委外事组在内的十几个大红公章,其中最难的文化部公章,因为那位领导出国访问,而意外地漏了网。但这也为此后电影的审批障碍埋下了一个重大隐患。

 

    万事俱备,影片于1979年夏天正式开拍。

 

    拍摄:把女主角当内控对象

 

    由一个真正的外国人参与国产电影的拍摄,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而这个外国人又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要深入到中国的“大三线”腹地成都,其敏感程度可想而知。有关部门对此做了严格的规定:其一,是北大必须派一名老师全程陪同拍摄,一方面是可以照顾生活,一方面可以监督和管束;其二是居住在当时成都惟一的涉外饭店锦江宾馆内,除了拍戏之外,不能自由外出;其三,除了与导演之外,不能与剧组其余成员交谈。

 

    以上几条规定,使尼克莱达在整个电影拍摄的三十多天里没有和同组的演职员有任何的私下交流,甚至在影片拍摄结束杀青庆祝宴,也是一个人在宾馆里单独进行的,她对此提出了抗议。而中方人员,则一以贯之地带着笑脸向她解释是怕她不习惯中国饮食,是对她生活习惯的尊重。但尼克莱达对此却不以为然,因为此前这样的说辞已经快把她的耳朵磨出老茧了,她能感受到的,就是自己是一个异类,人们以彬彬有礼的方式,将她拒之于外。

 

    影片在成都的内景拍摄非常顺利,秋天赴北京拍外景,在天安门广场和友谊宾馆、莫斯科餐厅等市内景点拍摄完毕后,剧组转战香山,拍摄本片最关键的一段戏。这段注定写入中国电影史的片段,是在极其平常的状态下拍摄而成的。

    据向霖回忆:那是一个明亮的秋日午后,虽然此前关于《望乡》和《大众电影》接吻剧照事件在民间闹得沸沸扬扬,但在电影业界,导演们并没觉得亲吻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关键是看剧情是否需要。在《不是为了爱情》中,男主人公韩玉即将被“四人帮”爪牙抓进监狱,与女主人公面临一次生死离别,那个吻是情急之下的生死之吻,是本剧不可剥离的情感引爆点。因而,向霖遵从艺术规律,很平静地安排了这场戏的拍摄。他并不知道在那个下午他所做的事在整个新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他只是像安排日常的镜头一样,从容地安排手中的活计。

 

    当天,他们一行十多人坐着从外事组租来的面包车来到香山,由于天气燥热,剧务遍寻小卖部,都没买到汽水,只买来十多瓶汽酒,把全组所有人都喝得脸红红的,特别是扮演男主角韩玉的演员李世玺,不知是对酒精还是对即将要拍的镜头过敏,脸红得吓人,人们一度担心拍不下去。但考虑到脸红也符合剧中主人公的羞怯心态,于是开拍。相比而言,女主角尼克莱达显得更主动大方得多。

 

    没有清场,现场平静得只听得风声。男女主角对视,相拥,闭眼前倾,嘴唇相碰,热吻,镜头摇出,阳光在树影中旋转……

 

    整个过程约半分钟,一条胶片就过了。新中国电影的初吻,以近乎于平淡的方式,波澜不惊地拍摄完毕。而其后的审查,却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审查:北影观众救了电影的命

 

    电影拍摄完毕,送审。按惯例,审片时导演在现场,聆听审片意见,按意见进行修改。

 

    但审查《不是为了爱情》时,却打破这种惯例,让导演不参加。向霖推测可能是关于该片的种种传闻,已让它进入另册;此前,圈内关于外国留学生、亲吻甚至裸戏的流言已是沸沸扬扬了。

 

    影片是由向霖最担心的那位老同志主审。他是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为人正直,只是对爱情类戏比较反感甚至过敏。圈内曾传出不少关于他对“爱情戏”宁杀错不放过的故事。有一部电影,主题歌是歌颂祖国的,被他觉得像情歌而被毙掉。

 

    影片理所当然地出现激烈争议。一派意见认为,这是一部毒草,必须将其彻底消灭,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一派意见则认为影片总体是好的,个别镜头可以做修改,其中亲吻镜头不是噱头,而是情节必需。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最终决定在北影搞一次小范围试映,看看观众的反应。

 

    试映当天,北影厂放映大厅坐无虚席。电影结束的时候,观众席上掌声如潮。北影的同行们,用他们的掌声和艺术良知,为《不是为了爱情》投了赞成票。北影虽然错过了这部电影,却在关键时候,救了它的命。

 

    万幸的是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主审领导也没有一意孤行地搞一言堂,而是遵从民意,同意影片修改后低调上映。

 

    修改意见在现在看来也有些荒诞。第一是取掉片头字幕里的拼音,因为像洋文。第二,接吻镜头,包括有接吻暗示的音乐过程和空镜头剪短。第三,片中的白求恩医疗队太实,虚化成“国际医疗队”。

 

    通过上述一系列修改后,影片在1980年春节前夕低调上映,成为当年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并引起包括电影界在内的各界人士的激烈讨论和争议,它的整个过程,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和进步,就是由各个领域中千千万万的这样的斗争、突破与挣扎的浪花构成的……

 

    附:中国电影亲吻史

 

    1937年,赵丹、白杨在《十字街头》有一个美丽的亲吻。

 

    1957年《护士日记》因一个医疗站长亲护士脸蛋的镜头而受到批判。

 

    1959年《聂耳》中,赵丹即兴起添上的一个接吻镜头被删。

 

    1979年,《生活的颤音》中,一对情侣在告别时有“接吻”的意图,被刻意改为女方的母亲推门而入,将这一吻扼杀。

 

    1980年,《不是为了爱情》北大哲学系的意大利留学生裴兰·尼克莱达在电影中被剪到三秒的接吻镜头,结束了新中国电影之前31年无接吻的历史。同年,《庐山恋》中出现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爱情片段:一见就追,一追就跑,一跑就倒,一倒就咬,并且,当男友不敢接吻时,女孩流行说:“你真傻”;当男友要接吻时,女孩流行说:“你真坏”。此后,《他们和她们》《海之恋》…………爱情题材一时成为电影中的时髦。

 

    1986年谢晋在导演《芙蓉镇》里还创下中国电影最长接吻镜头记录,特写时间长达4分23秒,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

 

    (资料据中国配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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