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发小土弼士给我讲的，他对当下某些人天天都在喊改革开放怎么样不好，还不如回到某个时代的人很无语。他说：虽然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不好，但比之于那个时代，还是有天壤之别。不信，给你讲件小事你就明白了。以下便是他讲的上世纪70年代一次买年货的故事：

    中国老百姓，遇上难以抉择又僵持不下的情况，通常采用的解决方式便是抓阄。争执各方，无论绾袖子拍桌子脸红筋胀吵得有多凶，一旦说“抓阄”解决，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

    在我短短的人生经历中，先后经历过许多次抓阄活动，其中包括少年时代与表兄弟们争锅里最后一个冷玉米馍；读书时代与同学争一张紧 俏电影票；参加工作时，与同事们争“补休”；最后的一次，大概便是半年前与几位记者同事争上年度“文化宣传先进”。这次我取得了有生唯一一次抓阄的胜利。许是争的次数太多，争夺的场景和争夺的东西又太过于纷繁复杂了，许多抓阄的场面已随着岁月的远去，像生命中许多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的故事一样远去了，独有一次，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以至于我一想起“抓阄”这个词，便能想起……。

    那是70年代初，具体哪一年，已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那时我的个头约半人高，与这段记忆相伴记入脑海的，是各种裤腰，有草绳扎棉袄的，有“反扫荡”扎裤腰的，也有“人造革”假军用皮带扎外面的撵时髦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的眼睛，就在这些裤腰之间。

    我记得那天是春节前夕。这一点记忆应该不令人怀疑，因为那是儿童们掰着手指倒计数的日子，估计在手指和脚指加在一起再掰一次就要过年了。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了，娘存在坛子里的干枣，藏在大立柜顶上笼屉里的花生，以及床背后坛子里的那几只盐蛋都该拿出来吃了。娘以为放得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些东西早快被我的目光磨得光滑了，但我从小胆小，最多也只敢看看，除此之外便是掰手指头算日子。

    这天，我掰手指头掰得无聊，又分别把干枣、花生和盐蛋巡视了一遍之后，村头的钟声响了。娘急匆匆从门外进来，攥起我就往门外跑，袄下摆上露出的棉花黑黑的，拂得我直想打喷嚏……。

    尽管我们紧赶慢赶的，到村头晒坝时却还是最迟的，村里大大小小两三百口几乎都到齐了，事后我才知道，今天是队长去公社买年货的日子，很多人在晒坝上已等了一上午了。

    队长像喝了酒一样，脸色透红，像个荣归的战士，脸上闪动着得意的油光，这与冬天肃杀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但假如你知道了他为生产队争回了些什么，你一定会理解他的兴奋劲了。

    经过一上午近乎于“边界谈判”似的争夺，队长为我们争回了一辆自行车，两块灯芯绒衣料，十对电池，四十块肥皂，还有三瓶打火石。这些东西，使邻队的队长们叹息了许久，几年后说起来还啧啧的。

    东西固然不少，但比之于八十户三百余口人这个分母来说，则显得少得有些滑稽，大致可以与十个大汉分吃一只耗子媲美。

    没人提议，大伙毫无意见地选择了抓阄。这很容易使人想起现在的奖券之类，尾奖：中奖面最宽——打火石二粒；四等奖：四分之一块肥皂；三等奖：电池一对；二等奖：灯芯绒衣料一块；一等奖：自行车，凤凰加重型一辆，这是村里许多年轻人梦里都想得到的东西。与奖券唯一不同的是，奖券奖的是实物，而我们那次抓阄抓的仅是购买权。谁抓准了，谁就可以按约定买上列物质。

    规则很快制定出来了，大致没有异议。只有在一等奖的分配上，会计永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如果谁今年抽到一等奖，买了自行车，明年万一再抽到咋办？虽然，这种可能性与太阳撞地球的可能性相差不大，但一旦提出来，当然理所应当的成了个问题。于是，又一个新的抓阄方案出台，在第一轮抓阄完毕之后，将再以户为单位，抓从明年开始的若干年的自行车购买权。

    村里几位长辈和队长会计躲进保管室制票，制好后，用一个大红箱盛了，每户人派一名代表，依次到箱前，抽一张签，现场拆开，以防作弊。事实上，在三百余双虎视眈眈的目光下，想换走盖了生产队公章和队长私章以及几个长辈的鲜红指纹的票，非得会“隔空取物”才行。这一招村里没人会，抓阄的结果基本应该是公正的。

    抓阄的结果，队上大多数人家分得了打火石和肥皂。少数幸运的人抽到了电池。一位即将结婚的年轻人，心想事成地抽到一块灯芯绒，如愿以偿地为新娘打了一件新衣服，使得他的婚礼更多了几分喜气，令许多人羡慕。二十年后，他成了我的岳父，每次喝酒喝高兴了，都会很兴奋地讲起这件事。

    自行车最后落到了队长家。大家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什么，又开始了第二轮抽签，从第二年起，按每年配一辆车的速度，大家公平地决出了生产队今后30年之内的购车指标。

    母亲拈着两颗打火石，瘪瘪地牵着我回家，一路走，一路自我安慰：还好，咱们的自行车是2001年兑现的，等宝宝长大，正好娶媳妇……。说这话时，我记得她的脸很红，天上的云很白，花袄上露出的棉花很黑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