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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打杵子》

这是我为老友杜阳林的文章“父亲的打杵子”配的插图。老杜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记忆关于父亲的记忆,只有模糊的劳作身影,还有就是父亲背东西的工具打杵子,一种形状有点像拐杖,既可以拄着走,又可以垫背篓的一种木拐。我于是给他画了一个在生计压迫之下夜归的父亲。
 
下面,是文章的全文:
 
父亲的打杵子
杜阳林
 
父亲去世时,我刚满四岁。
 
现在想来,记忆是模糊的,仿佛睁大眼睛,看颜色沉沉暗黄的老电影,不管多用力,只能捕捉到一点影影绰绰,一些悲郁哭声。唯一清晰记得的,是母亲在父亲葬礼上哭天抢地,哭得声嘶力竭,气力不逮,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一岁多的七弟路还走不太稳,他看见母亲哭,也张大嘴巴大声嚎,结果重心不稳,随即摔了一嘴的泥巴。
 
父亲一世人,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在想念自己生命来处时,只能去照照镜子,看镜中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是否长着一张和父亲相似的脸?是否有着父亲的眉眼轮廓?父亲去世时,只比现在的我大几岁,他留下了一个悲痛万分的妻子,七个儿女,他是怎么硬下心肠下黄泉路的?我曾因为这个问题耿耿于怀,随着年岁渐长,我释然了:不是父亲心狠,他当时身患肺结核,病痛已折磨了他好几年。若换在如今,医疗技术发达,农村居民都加入了“新农合”,父亲这病真算不上什么绝症,但在1976年的南部县偏僻农村,肺结核,足以要了他的性命。父亲再不舍又能怎么样呢?对人世有再多挂牵又能怎样呢?他扭不过命运的强悍武断,解不开死神紧实的枷锁。
 
父亲走了,他唯一留下的遗物,是“打杵子”。我的家乡地处山区,山势险峻,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交通极不发达,村民们采购货物、运输粮食,全靠人力搬运,这便诞生了村民搬运货物的三件宝物:背篓、背架子和打杵子。
 
背架子一般是男人来背负体积较大较重的物品,比如捆扎背负玉米杆、麦草稻草、柴禾或者背箱柜,一根长长的指头粗的麻绳系在中间,没有背东西时,拉上去盘绕在背架子的顶端。背这么沉重的东西翻山越岭,中途根本就不敢随便歇脚,如果偷懒歇一歇,待到要起身时,没有人拉你一把,你可连站都站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山里人,发明了“打杵子”。打杵子是一种木头做的类似柺杖的东西,呈T字形,背东西时,抱在怀里或提在手中,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村民在用背架子背运货物,沿着崎岖山路爬行时,打杵子可以当拐杖使用,这对背负重物的人来说,等于多了一条腿,多了一个保持平衡的支点。另一个作用,和它的造型有关——打杵子形似拐杖,但“横木”比拐杖的“握手横木”要长许多,当背负重物的人行走得疲累,需要停下来歇歇脚时,他们不必将背负的货物放在地上,就把打杵子支到背架子下面,这样便可以让双肩得到缓解,人也可以得到歇息,休息好了,不必别人帮忙,又能继续前行。
 
父亲走了,走上了一条永不归家的路。他留下的打杵子,静静地靠在墙角,我有时走过去,会偷偷摸一摸。这是被父亲用旧的打杵子,拂去灰尘,木头纹理泛起了一层釉光,仿佛父亲长着老茧的手刚刚才握过它,上面还留有余温,我经常摸一摸,再摸一摸,我现在才明白,当初摸的,其实是一直说不清楚的一种念想。
 
四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心事呢?对于一个生于贫寒之家的孩子来说,人生苦难的一课,从我四岁就正式拉开了序幕。父亲葬礼上,我懵懵懂懂,甚至不记得自己在弟弟摔得满嘴泥后,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不记得这些细枝末节,只记得我在对死亡毫无概念时,已经这么近这么近地被迫接受了死亡。父亲再也回不来了,屋里不再传来父亲一声接一声的咳嗽,再也听不到他越来越滞重的脚步声,至于他留下的打杵子,那上面压根不会有什么余温。当我慢慢接受这个事实时,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再看打杵子,我刻意扭过脸,不想去看它,仿佛它是一件不祥之物,值得我再三赌气。
 
时光如水,缓缓又流过几年,我从一个四岁孩童,渐渐长成一个肤色黝黑的小学生,家里劳力少,姐姐们相继出嫁,唯一的哥哥又在外面学手艺,母亲一个人做不完田里家中这么多活路,还没长到大人肋骨高的小学生,也得分担重活。第一次挑粪,面对那么深那么大的粪桶,我脑子嗡的一声,眼前金星炸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农家子弟,就算是小学生,也不能惯成懒汉,何况我家这种境况!
 
别的壮汉,两边肩膀互换着挑,我人小个矮,左肩膀承不了力,刚将扁担放在左肩,粪桶一歪,差点“折腰”,和泥巴地来个亲密接触。于是,我只能用右肩挑粪。一直用右肩,沉甸甸的粪桶像两坨铁,将扁担狠狠往下压,往下压,直压到我肉里去。疼痛是一跳一跳袭上右肩膀的,每走一步,都像有恶毒的监工,手握钢鞭,冲着我的右肩,一鞭紧接一鞭地抽打。汗水铺天盖地而来,从头皮渗出,从额角渗出,一粒一粒聚成黄豆大,往下速速滑落。随着汗水流下的,还有泪水。我跟在一群挑粪的壮汉中间,我们排成一行走路,没人看到我脸上纵横的泪水,我哭得无声无息,哭得沉沉默默,疼痛和重担,砍削着一个孩子尚未发育成长的身体,却砍削出他越来越坚强不屈的心志。
 
晚上,终于能上床睡觉了,我发现一个大问题:衣服脱不下来了,发蛮劲去撕扯,带起了一块粘连的皮肉,肩膀顿时血肉模糊,疼得我呲牙咧嘴。我扭头,泪光闪闪地看自己红肿流血的右肩膀,和皮肉完好的左肩膀相比,一个像是饱经折磨的乞儿,一个像是高高在上的王子。在我身体之上,竟奇妙地出现了这样两重天地!蘸了一点唾沫在指头上,我小心翼翼去呵护自己的右肩膀,疼痛如同火焰灼烧,压着“王子左肩”睡下,半夜不小心翻个身,扯着伤处,疼痛如惊雷将我唤醒,满头冷汗地从梦中惊醒,窗外几颗寒星,还未鸡鸣,我吸吸鼻子,又再度躺下,等待这忽然触碰到伤口的疼痛,能如潮水般稍稍消退。
 
第二天挑粪,我特意带上了父亲的打杵子。按理说,这并不是“黄金组合”,是我率先发明的“配套使用”,但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古希腊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说过:“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那时我还未与这句伟大的话谋面,不晓得阿基米德是何方神圣,但我也需要一个“支点”,否则今天这粪桶都休想担得起来。于是,我用打杵子当拐杖,将满满两桶粪肥,压上了血肉模糊的右肩膀。疼痛变本加厉而来,比昨日更为强烈和尖锐,但神奇的是,我内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仿佛幼时臆想的,打杵子上父亲手掌的余温,它真实地存在着,不但存在,还传递给父亲儿子悠长而千钧的力量。
 
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如同大地行走的一个小蚂蚁,身上背负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唯一能让我感到安慰的,竟是手中这柄打杵子。黄豆大的汗珠,依旧迅速凝聚到下巴,再往路上砸落,我望着地面的影子,仿佛在我小小的影子上方,多出了一个高大的成年男人的身影,那个男人令我感到熟悉又陌生,他含泪望着我,望着他第六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得以蚂蚁的姿态,匍匐在大地上,搬运生命中的苦楚。影子也有目光吗?有的。他将目光轻轻落在打杵子上,落在汗津津的“横木”之上,他用目光和我交流,鼓励我:儿子,再坚持一会就到了,你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的。父亲留下的打杵子,它不再只是一件遗物,一个摆设,它成为我的“支点”,我的“仰仗”,我凭借父亲遗留给儿子的勇气,一步一步向前,不管身上压着多重的担子,始终没有畏怯过,退缩过,放弃过。
 
时光之河滚滚向前,转眼又过去了许多年。我经过学习和努力,已经是大都市的一名记者了,有次去山区跑个采访,忽然听到粗犷而悠扬的歌声:“背上背的二架子,手里提着打杵子,脚上穿的偏耳子,腰里插的扇笆子,口里衔的烟锅子,肩上搭的汗帕子,歇气休息唱山歌子。挑担靠铁肩,踩稳风雨天,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小哥挑担二百三,磨烂肩头和衣衫。磨烂衣衫谁来补?磨烂肩头谁心酸?”

 

这是背二哥在唱《背二歌》。我心头一热,鼻子发酸。我只想痛痛快快流一会儿眼泪,为父亲永远的打杵子,为过往生活给予我的苦难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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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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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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