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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8月9日,也就是崔健在北京工体第一次唱《一无所有》之后的两个月,我从同学家的卡式录音机里听到这首歌曲,并深深地被它迷住,尽管,录音带已翻录了N次,信号很弱且杂音很重,但那昂扬的音乐和近乎于绝望的嘶吼,仍令我们热血贲张,捌 那歌名和歌词:一无所有,简直就是我们心中最痛且最想表达的东西——那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写照,那一年,我17岁,感觉自己除了“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
  如果你不明白那种从精神到物质都一穷二白的状态,你就永远不会明白我们这代人为什么会热爱那首在你们听来已有些嘈杂和刺耳的歌曲。这就如同我们不太明白你们为什么迷恋那些分不清是男还是女的偶像们的哼唱。这就如同隔着玻璃的两个世界,景观、温度、温度、气温和气场已完全不一样,因而,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
  那就来说说那个时候我们的穷吧!
  相比于父辈,我们是幸运的,至少可以吃饱饭了。父母每个月加起来不到一百元的工资,也仅吃得起饭而已。那时大学毕业生月工资54元,已是令人羡慕的“天价”了。
  但人的需求与愿望,远不只吃饭那么简单。比如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渴望买几本书,看几场电影跳几曲舞或翻录几盘流行歌曲,十六七岁还有一颗具有疯狂消化能力的胃和一张渴望用漂亮衣服装点一下的脸面。这些需求,已超越了吃饭的境界,也就变和奢侈起来。
  那时的连环画通常是两三毛钱一本,杂志三四毛,我们最喜爱的《武林》,也只四毛钱。当然,那时的“毛”,与如今的“元”,差异也是只高不低,我们经常被这小小的“毛”逼得抓狂。
  为了能经常看到新鲜的书,此前几年,我们就想出办法,把几个同学的书集中起来,用篮子装了,拿到茶馆去租给茶客们看,厚的两分,薄的一分,每天居然可以赚到几毛钱。但这个业务,随着年纪增长怕被老师和班上的女生看到,慢慢就没做了。几年的时间里,图书的价格也渐渐突破了“元”,而这时节,我们对小人书也不再感兴趣了。
  接下来的兴趣是看电影。我们所在的重庆九龙坡区黄桷坪当时有三家电影院,它们分别是电厂电影院,美院电影院和九龙坡铁路电影院。因为三家电影院分属不同的系统,放的电影各不相同,如果愿意,几乎每晚都可以看到新片。但悲剧的是,这一年的电影票已涨到八毛钱一张,这个价格,相当于新毕业大学生六十几分之一工资,不低。对于我们这群一文不名的学生,则简单就是天价了。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老天爷也许可怜我这样的穷小子,居然为我们找到一条看电影的好渠道——混票。我发现,这三家电影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门口验票时,检票员只需看一下观众手里的票就放行了,而无须撕票或用剪子剪出个记号。这种颇有君子之风的管理方式,为我们这帮穷极了的非君子大开了一道方便之门,感谢国企,让我们免费看了那么多好电影。
  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方法实在太简单,只需找上几张过期的废电影票,每次开场前到售票口看看本场用什么颜色的票,然后选出这种颜色的票,排在入场队伍里,道貌岸然地往里跨。这种做法的技术难点,就是表情要镇静,不能像怀里揣着一只鸡一样的瞎扑腾,也不能把检票的大婶当暗恋对象,一看对方就脸红,很容易穿帮。但即便穿帮也没啥,不就是喊出去补票,扫一扫脸面。咱那时穷,没脸面。
  凭这招,我们在黄桷坪地面混了上百场电影,有时甚至带上胆大的女生一起去。最惊险的一次,是有一天中午去看一部不知名的国产片,那天票房奇惨,整个放映大厅里只有四个人,我知道其中三个没买票,整场电影看得不轻松,心里就像猫抓着一般,从头到尾都担心放映院和守门的反应过来。
  我们到舞场跳舞,基本也是沿用的这一招。那时候跳舞,没有舞厅,跳舞的人也不像现在,以退休老人为主。通常是一个坝子,配上两盏宇宙灯,三五人凑成一乐队,就开始收门票,一元五一张。那时,跳舞是很新鲜很潮的一件事,也是青年男女认识并相爱的地方。我们这代,很多人的爱情故事都与之有关。
  一元五对我们是什么概念?那可是学校食堂里五份回锅肉的价钱。但这也难不住有过混上百场电影经历的我。当然,守舞场的人没那么笨,不撕票。因此,揣旧票这招行不通。但我很快发现了一个窍门——一个乐队的吉它手,与我七弯八拐粘点亲戚,于是就去套近乎,每晚就小跟班似地帮他拎着吉它箱,一副工作人员的样子,堂而皇之地跟了进去。后来,有哥们要加入,拎箱子变成抬箱子,最壮观的时候,曾出现过四个人抬一个小吉它箱的豪华场景,其滑稽程度,至今想来都觉得好笑。
  类似的丢人事情,我还干过很多。为了省八毛钱的磁带翻录费,天天没事找事跑到邻居有双卡录音机的叔叔家,伪装喜欢小娃娃,去逗娃娃,顺便让叔叔帮忙翻录磁带。为了送一位心仪的女同学生日礼物,楞是憋足了劲一星期不吃午饭,买下一本漂亮的影集,写上“友谊永存”送去。有一段时间,疯狂迷恋霹雳舞,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我们跑到旱冰场去练习,旱冰场老板说,每个人必须买一瓶汽水,但我们八个壮小伙,居然楞没凑出一元六毛钱。
  这也许让你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听到“一无所有”,血就像凝固了。那首歌,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正好扎在我们最痛的穴位上。因此,合着老崔那悲怆的声音,我们从内心发出慨叹,我们一无所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青春期莫名的躁动,配以物质短缺的感伤,让我们随时随地处于一种激愤又悲凉的状态。
  那时,我们还爱唱另一首歌:今天我们没有财富,至少可以互相拥有;今天我们没有遥远的承诺,可是你我,都已知道,会有那么一天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
  当然,唱这歌本身,也只是一种YY,想象而已,一无所有的我们,连想象本身也一无所有,没有谁会与我们“相互拥有”。
  之所以说这么多不堪的往事,并不是要忆苦思甜。现在想来,我们那时的“苦”,也许并不如我们当年感受的那么苦;而你们如今的“甜”,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甜。相比于你们有网络有电脑,有好音响好影碟好书和豪华的教室,我们的17岁,确实一穷二白乏善可陈。也正因为我们那时的“一无所有”,而让我们在心中暗下决心,让你们“什么都有”。只有一个布娃娃的妈妈,给女儿买一屋子布娃娃;穿自制牛仔裤的爸爸,让孩子有满满一柜子的名牌牛仔裤;没有零食的父辈,总担心孩子吃不到而不惜将孩子喂成小胖墩;没怎么玩过游戏的叔伯,总是把最新款的游戏机送给孩子们……
  这已是70后一辈的一种心病,因为自己青春期的“一无所有”,而报复性地将这些东西送给孩子,同时,将自己年轻时没有得到的东西,强制地放到孩子身上,比如,我和你妈妈没有考上大学的愿望,我们就交给你了,而且看得很重!
  细想一下,我们那时的“一无所有”,是不是真的“一无所有”呢?那黄昏无拘束的捉迷藏,那无人捉拿的舞会,那得之不易而一气读完的课外书,那一场又一场令人血热的电影。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偶尔从成堆的卷子里抬起疲惫的眼神羡慕我的原因——你有游戏机,但也没有时间玩,你有上千张碟,却没有心境看,你有满屋的布偶,但你从来没爱其中的一个;你有得之太容易的新衣服,但从来没从中得到过喜悦……
  我不知道,这与我们那“一无所有”的青春相比,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有时甚至恍惚,不知道哪一种状态的“一无所有”,更像真的“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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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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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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