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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留守儿童长成为杀人练胆的少年

 

   本周新闻人物,是一个叫小龙的少年。说起这个太过于普通的化名,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但如果说他就是陕西彬县广场杀人案的主角,你也许就有些印象了——他带着几个小兄弟,无厘头地杀死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流浪汉,只是为了练习抢劫的胆量,而抢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想筹集一笔路费,到北京打工。

  这是一起令人骨冷的杀人事件:几个最小13岁最大16岁的孩子,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去实现一个众人看来平常但在他们看来却绚烂的理由,干下了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让人感觉冰冷和可怕的,不是他们懵懂的行为,而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们唯一的策略只有一个:“撂倒”——见谁有钱就“撂倒”谁。这个“撂倒”可不是普通的“撂倒”,而是杀人的另一种表述,在这个看似简单的说法背后,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无论对法律还是对生命的漠然和冷酷。

  如果说蠢事是青春期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每个时代的孩子,都曾经有过惨烈而悲痛的案例。但彬县小龙们的案例,比之于包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内的各种杀人案,又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是发生在“留守儿童”逐渐长大成为少年和青年的年代,这一群体的年轻人的人生,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具备许多以往完全没有的时代特征。

  他们的人生特征之一,是生于乡村或小城,那里原本就不多的资源各归其位地被先行者占有,“连到煤矿上班也得凭关系”的状态,基本断绝了他们向上的人生路径;他们的特征之二,由于唯高分和升学率为考量指标的教育,让这些本来更应该受到教育的差生,早早地脱离学校。使他们无论对生存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规则的认识,都处于空白状态,加重了他们的弱势;特征三,这些孩子从小处于“留守状态”,父母之爱的缺失,导致了他们对人间温暖和亲情的感知缺乏,严重的会导致人格的缺失甚至扭曲;特征四,他们从小受到的“出息”就是“离开”的价值观,“远方”向他们展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这种被想象放大的“美丽”与同样被情绪放大了的现实的“不美丽”形成的反差,是他们的焦虑之源。

  以上几个特征,构成这样一个逻辑通道:一群被远方诱惑的少年,在逼仄的现实环境中焦虑着,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生存技能又偏弱,使他们通向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的路充满艰难。而为了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们于是用了非法之法。这个通道背后,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即:这样的少年,不是个别和少数,也许还有人会走出最极端的一步。这是社会建设过程中,一个不容再忽视的问题。

  □曾颖(作家)

  ■ 网友说

  @泡杯红茶V:对少男少女们来说,当学校的大门紧闭时,监狱的大门就都敞开了。

  @彬县中学:我一直觉得我们这里的发展太畸形,明明义务教育,但教育只退不进。因为煤矿的缘故,很多人眼里只有钱。加上外来人员对彬县资源的掠夺和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很难让人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红色钢铁:那个小龙简直就是一个辍学版本的我。来北京之前,真正能鼓励我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的信念其实只有一个:离开这个地方。我和他唯一的区别只是:被生活放在了不同的道路上,最后我拿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而他没有。

  ■ 采访者说

  “远方”的诱惑

  他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事先采访了认识他的人,说他高高瘦瘦,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看上去很狠”,剩下的描述都对着呢,可他明明跟我一样高。

  作为他们那个小团队的“二哥”,与他身份最不般配的就是声音。他说话声音还不如关门的声音大。采访他那天,外面正搞活动,所以我一边听着他蚊子大的声音说话,一边听着窗户外面震耳欲聋的鞭炮。

  我听他讲为什么杀人,听他讲为什么不去上学,听他讲怎么去北京打工,只有在讲到北京的时候,他阴沉的脸上似乎明媚起来,他用普通话告诉我,他很喜欢北京。当然,尽管他需要住地下室,尽管他被人骗,他说,他做所有事的目标,就是为了去北京打工。

  每天采访奔波在县城路上,我都在想,少年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让他这么想要离开。

  身后每一片水泥地都有一个清洁工打扫,叫做城市;向前奔跑,大地都被煤渣染成黑色的地方,叫做农村。

  少年的家,在只有泥巴路的乡村。我本以为如果可以拥抱自然,应该会感到安逸和平静的,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当我到达种满玉米和苹果树的农村时,我反而感到一种不安全感,没有出租车,没有公交车,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车。

  那种不安全感也许来自不熟悉。那里什么都没有,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熟悉的事物都没有,没有博物馆,没有剧院,没有学校,甚至没有书店。少年在走出村庄之前没有见过地铁,也没有见过电梯。

  所以,当我回到西安的时候,我竟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看到高楼,看到星巴克,看到地铁,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竟然感觉到了一种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让我感到负罪,让我感到可耻。我想到了这些少年,相对于他们而言,有个世界的确把他们忘记了,而他们努力想要进入的途径,却那么远。

  □李斐然(中国青年报记者,《彬县少年杀人事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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