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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以及新浪网,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的近200个城市中开展了“你的幸福城市在哪里?”调查。此次调查重点对一线城市北京和广州,二线城市武汉、贵阳和太原,三线城市扬州和廊坊这七个城市的3500余位市民进行了深入
 采访。还联合触动传媒进行的调查,有十余万人就“幸福与金钱的关系”进行了回答。在针对幸福取决于什么这个问题时,有近五成的受访者将票投给了市长和书记。

  这个结果,迎来了尖锐对立的观点碰撞。一派观点认为,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别人,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幸福应该是靠我们自己。领导作出一项决策,而我们作为政策的影响者没有主动关心或影响政策实施,其实是把自己决定自己幸福的权利拱手相让,当政策影响我们的幸福时,我自己也是始作俑者;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当下中国许多城市的真实情况,一座城市的主政者的思路、性格、爱好,甚至知识结构,都直接决定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民众的幸福感。这种情况表明,对于城市生活中的个体人来说,被政策影响的可能性远远大过了影响政策的可能性。通俗点说,人们对自己幸福感的发言权和把控感是没有的。因此,与其期待自己能参与改变社会环境,不如祈祷有个好领导的降临。与其期待政治生态改变,不如祈祷有个好官或好皇帝来统治自己;还有观点则认为,城市的幸福感是个太大的概念,不是一两个领导或一两届班子所能说了算的。

    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感受,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答案的。有些人觉得钱多就是幸福;有些人则认为不累是幸福;有些人认为房子大是幸福;有些人认为空气清新是幸福;有些人认为食品安全是幸福;有些人则认为有好车且交通舒畅是幸福……

  个体的幸福有差异,但城市幸福的指标,却还是有迹可循的。对照世界通行的城市幸福感觉及来源,我们来看看我们城市的幸福指数,究竟与哪些元素有直接关系?判别一个城市生活是否幸福的第一大标准,就是环境是否舒适宜居。而宜居的标准,既有气候等天然条件,又有生态等人为因素明确的半自然条件,还有安全感等纯人为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成长、发展的机会;居住条件的满足以及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趣味性等。这些元素,除了难以把握的气候和所处自然环境之外,基本都与执政的水平有直接关系。而一个城市的带头人的素质、眼光和思维方式,直接决定着人们幸福的元素。那么多人认为是否幸福的关键取决于市领导,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个答案,是基于直观的生活经历的。一个人是否幸福,至少要看他是否住得起房医得起病读得起书,不是完全取决于市领导的,因为市领导不可能给每个需要房子的人以房子,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解决医疗和教育的问题,当然,有改变心愿与无改变心愿,结果还是不一样的。

    但谁又敢说市领导对他们的幸福没有绝对的发言权——比如,他只需要大笔一挥批准引进一个高污染企业,则从此该市人民生活必需的空气和水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幸福就成了路人。

  再比如,某座城市发展的愿望太急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城市多条道路成了拉链路,那么,拥堵在路上的人们,或限行区域越来越大的车主们,就不会感到幸福。虽然这种不方便是暂时的,但人们会因此而焦虑和不安……
  某座城市,因收入的提升要让所有人享受成果而改善群众的医疗或出行出行条件,对市民实行医疗或公交的大幅度优惠,让城市的民众幸福感和荣耀感得到提升……

    某个城市,如果揪出一个贪腐的官员并揭出一大堆与之有关的腐败工程和升迁事件时,人们的幸福感和平静会受到极大的刺激……

  以上诸种幸福或不幸福的事例,有些,不是一位主要领导甚至一届班子所能确定的并完成的;有些,则可能是一位强势领导以雷霆手段强制硬推出来的。这种情况,在越大的城市,可能性越小,这也就是选择“公众称幸福取决于市领导”答案的人多数来自二级城市的原因。

  将人民幸福系于城市领导一身,是一种感性且模糊的答案,这种表述本身,表明人们对行政管理的陌生感和对民主常识的欠缺,但同时又暗含着民众的某种期待。对此,不知道领导们是否感觉“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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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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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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