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读初三。这一年，我所在的县城教育局要进行一场改革，开始按区域而不是成绩划分录取高中生名额。这一有些超前的旨在提升教育公平度的改革，因为县城两所中学的硬件和师资的不平衡，而受到极大的阻力。一中在主城区，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设施更齐备完整；二中则在郊区，且刚从乡办中学升级而来，虽然临时抽调了一些老教师，但与一中相比，终究还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异，而悲催的是，按照距离远近划分学区的原则，我们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分在二中，整个班级陷入到一种绝望而愤怒的情绪中，以至于少数有资格读一中的同学，不仅不敢在班上露出任何喜色，有时甚至还掩饰住喜悦，挤出一脸愤怒，与我们一起声讨教育局的新政策。

　　在叽叽喳喳议论了几天，并想尽一切丑话脏话骂完教育局之后，我们发现，此时的任何宣泄，都不过是向天吐口水一样的愚蠢举动，除了让自己心情更糟，便再无任何意义。因此，我们决定做点什么。

　　有人建议给教育局写联名信，但在签名这个环节却卡壳了，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并不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勇敢，一想起自己的名字会白纸黑字地落到那封抗议信上，就感到恐惧，虽然那封信，不过是我们表达困惑的正当诉求，但大家心中仍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有人建议写黑板报，陈述依地域而不是成绩划分学校，是另一种不公平，是打击认真学习的举措，甚至是一种“惟出身论”的翻版。这个提议，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这相当于把所有的风险，交给一两个写黑板报的同学去承担。此前，有同学因为写了一篇质疑“3·5”学雷锋有摆形式的嫌疑，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这次这事，比那事严重得多。

　　事情又回到原点，大家又开始唉声叹气并怨天尤人起来。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孩子，经过多年的听话教育之后，已不懂得用合适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正常诉求了。只觉得质疑老师，已是惊悚的事情，而质疑管老师的教育局，则更是天大的不敬了。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如何站直了别趴下地把它表述出来，并取得对方的认同，却实在没有信心。

　　这样无疾而终的讨论在校园的后操场进行过四次之后，大家都开始绝望和厌倦了。有几个豪爽的女生以极度鄙视的眼神打量完在场所有人之后，决定不再与我们为伍，而是采用了自己认为有用的方法去表达意见。这样做的后果，是第二天教育局门口贴出了几张巨大的大字报，上书：“我们反对按区域升学”，县委和县政府门口，也出现相同内容和字体的大字报。此事甚至惊动了公安局，公安在现场查看其中并无敏感信息，也没做太多动作，只是撕走了事。班上那几个慷慨如烈士的女生，惴惴不安了几天，终于没有等来想象中的清查，才慢慢缓过劲来。

　　每个人都被一种放大了的恐惧笼罩着。这是一种令人极其不好受的感觉，它使人陷入到两难之中，我们如同坐在一辆高速冲向悬崖的车上，如果不跳车，就会冲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而如果跳车，也许下场更惨。我们的悬崖，就是简陋粗糙的二中，我们的跳车，就是有可能惹来麻烦的抗争。

　　大家又围聚在后操场，一片愁云惨雾的焦灼。

　　在极度压抑而有些无聊的气氛中，一向喜欢在沉闷时候语出惊人逗引大家注意的钱小康突然发话了，他咬着牙说：“那些想出按区域分校的人，真是垃圾，应该把他们装进垃圾桶里！”

　　这句无厘头的话，很快引起大家的兴趣，沿着这个思路，大家一路鸡生蛋蛋生鸡地用各种与垃圾有关的想象，来宣泄心中的不平衡。就在大家说得热闹的时候，有人大喝一声：“在这里胡思乱想有什么用？谁有种今晚就推一个垃圾桶到教育局门口去！”

　　说话者是林大肚，班上著名的莽娃，他历来是个实干者，讨厌大家婆婆妈妈叽叽歪歪的议论，他的信条：说的是风吹过，干的才是实在货。这一人生原则，使他长出比同龄人多一倍的肉，而且打架次数占了全班打架数的四分之三。

　　十四五岁的孩子最听不得的便是“有种”“无种”之类的话，这关系着小小的颜面往哪里放的问题。林大肚一句话，几乎就纲领性地为不知所从的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很快，大家不再纠结于干与不干，而是开始研究怎么干的问题。

　　首先，送几个垃圾桶？起初商量是一个，但这样显得太微薄太没有震撼力。最终的决议，是多多益善，发动尽量多的人，推尽量多的垃圾桶出去，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

　　其次，是在什么时候推？除了林大肚之外，几乎没有人主张白天干，谁也不想去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却死得很难看的倒楣蛋。大家毫不悬念地选择了晚上。那时的县城不像现在这样灯火通明，每晚三点，所有街灯都会关掉，正是下手的好时候。

　　时间定在当晚，任务是每个人把自己家门口的垃圾桶推到县教育局门口。当时，县城刚开始实行桶装垃圾，并引入垃圾清运技术，每晚垃圾桶都会清倒一空，这为我们的“工作”，扫清了一个巨大的障碍，我们可以轻地推着空垃圾桶，招摇过市。

　　我永远记得那个初夏的夜晚，我在床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等路灯熄灭，这是我们行动的信号。我承认，当时我的心情是兴奋的，一想着所有的同学都在干着相同的事情，身上竟莫名的充满了一股力量。

　　在我数次险些睡着又惊醒之后，街灯终于灭了。我拿起藏在枕头下的布手套，悄悄开门，蹑手蹑脚地来到楼下早已选好的垃圾桶旁，试推一下，还算轻巧，就是味稍微重了一点，昂头仰脖，屏住一口气往前推。一想着明天天明之后街面上将出现的奇境和人们的惊叹，那味算得了什么？小意思！

　　这时，我感觉在不远处的巷口，也有垃圾桶轮子在地上滑动的声音。不知是幻觉还是真实的状态，我感觉整个小县城的所有街道上，都传来沉重而兴奋的滚动声。这是一群少年，在用自己以为可行的办法，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既有忐忑不安的小心，又有跃跃欲试的亢奋。

　　那时的街道不独是没有灯光，甚至不像现在，随时有夜游或巡逻的人。这使得我们的恶作剧，能够顺利的完成。当我大汗淋淋地把垃圾桶推到教育局门口时，那里已聚集了很多垃圾桶，黑暗中似乎隐隐还看得到匆匆闪去的身影，大家没打招呼，偶尔有吹口哨的，也很轻细而小声……

　　那晚参与的人数，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县城所有街道的垃圾桶，无一遗漏地跑到教育局门口，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推垃圾桶的，除了我的同学们之外，还有和我们同样不满意新升学方案的邻班甚至邻校同学，甚至还有拔刀相助或掺和热闹的人。我们那晚的成果，第二天环卫所派出三辆垃圾车忙活了一天才复原。

　　尽管声势和影响造出去了，但却没有任何人从这里看出我们有什么诉求。当时如果在垃圾桶盖上贴上一个反对按区分校之类的字样就好了，大家在看完热闹恢复平静之后，悻悻然说。

　　按区域分校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这当然与我们的垃圾桶无关。是一些家有子女涉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有官员们群起反对，形成压力，使教育局这一计划最终变成“传闻”。我们都清楚，这事与我们诉求并不明确的垃圾桶行动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心中仍各自存有一点小小的自豪感，认为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做过点什么，虽然这事说起来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甚至还充满了滑稽感。

 

　　故事提供者：于道斌（文员）

　　讲述背景：读大一的侄女来信说学校的同学们因为不满食堂承包者的伙食太差，集体罢食，有同学甚至从校外抱来几头小猪，让猪在饭堂吃饭，以示抗议。此事引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在表达意见的渠道和维护权利的手段上，管理方和孩子们的进步都有限。有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学习的还很多，诚哉斯言。

 

　　选自《爸爸妈妈的青春》，当当网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