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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孙家洲在网上公开发出《为断绝本人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称学生郝相赫在微信朋友圈中对学界前辈阎步克先生和韩树峰先生无端嘲讽,有鉴于此,他宣布与郝断绝师生关系。孙教授在公开信中写道,“师生之交首重道义”,“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他鉴于目前的情况,宣布与郝相赫断绝师生关系,并已把决定告知郝相赫本人。郝相赫认为,作为年轻人议论学者前辈当然有错,但其发言平台为微信朋友圈,唯一的好友学者、教授就是自己的导师孙家洲。自己并未公开批评北大、人大两位老师,而是以字母代替,对后者的学术地位和名誉无法撼动,而孙家洲老师在朋友圈发断绝师生公开信,导致其名誉受到很大伤害,还会毁掉自己读博的前程。
这则新闻,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往看到过的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学生,把所交的论文交给三人评审小组,领头的老师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和极具声望的学者,他们觉得看不懂学生的论文。学生不无挑衅和调侃地对他说:“不是你们现在看不懂,可能你们这辈子都看不懂这篇论文。”面对对自己拥有生杀大权的老师,这个学生的狂妄和自以为是的行状,是可以想象的。他可能迎来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学生的论文并没有被枪毙,而是顺利通过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叫维特根斯坦,那个老师叫罗素。
类似的事件还有计算机的发明者冯.诺伊曼。这位既风流又嚣张的狂生,在“尊重学界规矩”等方面,则更是找不出任何亮点。但他的老师们,并没有与他割袍断义,而是以成年人对孩子般地宽厚,幽默而风趣地让他顺利地了关。这既成就了学术史上的另一段佳话,也让人类能够分享到这位天才带来的智慧产品。
试想一下,假如换一个场景,换一种气氛,换一种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如果一个老师,没有足够的容量去面对一个个性十足的学生,而是喜欢叫起立不趴下,老师说YES绝不说NO,一脸恭顺地在老师画好的圈子里打圈圈,并且一代比一代圈子画得更窄更小,或者干脆成为教授的随从甚至帮佣,就像当下某些地方正在做的那样——现在,很多研究生都不叫老师叫老师了,而是叫老板了。这样的一团和气和低眉顺眼,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独立人格”与“学术眼光”?
年轻人年少气盛,都会有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的时候。他们的“狂”之中,既含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也有少不更事的轻狂,但同时,更有作为新来者急于改变某些现状的拳拳之心。面对这种含量复杂的“狂”,作为长辈,是从中看出其上进的愿望和朝气?还是看到对论资排辈的所谓“学术规矩与尊严”的威胁?还是看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化的切口?这对于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测试和考验。与教育相比,断绝师生关系,来得更简便,也更容易得多。不仅可以让这个刺头远离自己的视线,而且可以与他未来的可能引起的“学术是非”撇清关系,以守住学术圈一团和气的“规矩”。但这样做,真正是符合教育本义的吗?
喜欢绵羊女乖乖男式的学生,不喜欢虎头虎脑的个性学生,是当下某些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爱好。但个性与反叛,正是青春期的主题词。让所有脑袋变成同一形状,并不是教育的本义。爱吾师,更爱真理,也不是说着玩的。即便学生真有问题,也应该以教育和教化为主,而非尖锐的掐灭方式。当下中国高校,有个性的学生和有传奇色彩的学术佳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古时候尚有老和尚坚决不开除刺头小僧的传说,因为他认为最是刺头,最应该接受教育,在这一点上,新时代的教授,应该比古时候的老僧,多一些修为。
新一代个性学生来了,老师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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