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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政府门口上吊抓儿子干嘛?



  这是一条晚来了近半年的轰动新闻:2015年5月27日清晨,山西省古交市,一位60岁的老人吊死在古交市政府的大门上,时隔不久,他的儿子因涉嫌遗弃罪被当地警方逮捕,目前法院已经开庭但尚未作出判决。据华商报报道,死亡老人名叫王银洞,多年前换婚与岳东叶结婚,并育有二女一子,后离婚独过,其子女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因涉嫌遗弃罪的儿子叫王丽文,今年26岁,在城里租住十多平米的房子,育有6岁和2岁的一女一子,靠摆水果小摊艰难度日,其妻无业。

  媒体报道,王银洞因“不能干”和有些“游手好闲”而生活窘迫,加之患过两次脑梗,更加生计艰难。2008年开始,所在村支书为其办理了低保,每年一千多块钱成为他生活的重要支柱。但三年前这笔低保被取消。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王银洞自杀的原因是3年前自己的“低保”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而另有说法则认为,取消低保的原因是“王银洞每年打工可以挣到几千元钱”。

  这就让人迷惑了。如果王银洞有能力打工挣钱吃饭,闲着没事跑去上吊干什么?如果王银洞没有能力挣钱,那么,取消他的“低保”干什么?要知道,低保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走投无路者一条路,是用来救命的。但很遗憾,低保的这一功能,在王银洞这里没有得到体现。而他选择到政府门口而不是别的地方上吊,料也不是因为政府的门比较方便挂绳子,或门口的台阶比较光滑舒坦。他是在向人们诉说什么。对于这个所教育程度不多,头脑不是特别灵光的老人来说,政府对他来说意味着全能,意味着一切问题的解决途径。而一旦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在政府大门前上吊,多少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态度。

  做过基层工作的人可能知道,一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年甚至多年所做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扶贫攻坚,两个文明等等等等的工作完全付之东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当地官员们的心情,以及至今都还讳莫如深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全能政府,全能更多的意味着责任。这是怎么样也避不过的——既然你治下所有的光辉成绩都写在你的荣耀簿上,那么,你治下的悲催和麻烦,你就不能闭上眼装没看见,甚至想通过瞒和捂的姿势去隐藏。而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主动出击的舆情处置,就更加麻烦。

  显然,将儿子以遗弃罪抓起来,是主动出击的结果。此举有几个“好处”:其一,是找到“真凶”,激发众人潜在的教训情结,让众人觉得老人的死,与社会与当地政府无关,纯是家庭内部问题;其二,则是将儿子的“遗弃罪”名,与维稳挂勾,可以有效地拦阻其家人利用父亲在政府门口上吊这件事情,来“敲诈”政府,先把家中惟一的一个主心骨控制起来,既减弱了对方的抗争等级,又加强了本方的谈判筹码。从而引出第三条,让上吊者家属为保住家庭顶梁柱而作出不找政府麻烦的承诺和保证。据媒体报道:王丽文被刑拘没几天,邢家社乡政府就有领导给王丽文家属带来了话,让他们写一份取保候审申请书,就可以将王丽文取保候审出来,然后就没有什么事了。乡政府的领导还特别强调,这份取保候审书要特别保证,“王银洞家属不能上访和不能向政府索要赔偿金”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孝顺与政府责任这个社会问题;也不想讨论三个离异后未随父儿女是否犯有遗弃罪的法律问题。只从悲悯的角度来看,在一个生活无望的老人绝望上吊之后,有关部门在悲剧上面再加悲剧式地将一个贫穷家庭的惟一支柱抓起来,以减轻甚至逃避相应的责任,是否厚道和合乎基本的人性?这也许是这条被捂了半年却瞬间激起众多关注的旧闻受到关注的原因。这里面,有天道,有良心。

  可以预见的未来十多个小时,我们可能会看到当地一个应急声明,上面能眼熟耳熟地看到“老人不是死于贫穷,可能有抑郁甚至精神病”之类,报道此消息的媒体可能会背上“异地监督”的罪名,而我这条帖子,用的是实名,爱删爱跨,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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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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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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