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16岁，这一年，我与母亲打了一年的“谍战”，虽不说像真正的谍报人员那样步步惊心随时都经历险过剃头的严重情节，但在青春期那些刚刚开始把隐私作为个人尊严底线的年月，这些“斗争”也确实承载了我太多的喜怒哀乐，那些情绪，曾让我发乎于心地担惊受怕，甚至羞痛交集。直至我当了母亲，并有了与当年的我年龄相仿的儿子时，才稍有释怀。

十五六岁的人与孩童时代相比有许多显著变化。我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爱向父母提及自己的事情，无论是晚饭时在餐桌前还是临睡前与母亲的交谈。这两个时段曾是我和母亲交流和谈心的重要时间段。母亲是个特别重视与孩子沟通的人，也许是因为父亲早年离家出走对她的打击太大，她很不容易信任别人，这也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只有我是她惟一一个倾诉和倾听者，从我懂事开始，我家的饭桌前就决不放电视或收音机，母亲说不让外面的信息来干扰我们的生活，她把这种交流看得很重，在16岁之前，我也很享受母女间这种无话不聊亲密无间的感觉。

但自从无意间和母亲聊起有个男生常借书给我，还总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恰到好处地为我提供帮助，让我觉得很贴心很感动的时候，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顺着我的喜悦往下聊，而是有些神经质地义正词严地让我不要和那个男孩交往，因为那些无微不至的关怀，包藏的是显而易见的祸心——男人用100天来讨好女孩子，女孩子要用一生来还这100天！

母亲显然用自己的人生悲剧积累下的经验来看待我的生活，但我却不愿意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被她那冷漠的与怨恨多于爱与宽容的人生经验框在一个灰暗的世界里。一个从别人的善意举动中轻易看出不善甚至敌意的人是可悲的，她会丧失许多人生乐趣。对于一个刚刚踏入人生的全新生命来说，受伤，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和经历，没有人能够代替，即使她是最爱你最担心你的母亲，她不能成为我的脚，代替我走完属于我自己的道路。

自从那次交谈，母亲急火攻心地让我不要再和那位男生交往之后，我和母亲聊天的内容，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大幅度下降。我不再是那个无论捡到一块橡皮还是得到一颗糖果都会急惊风地向妈妈报喜的幼儿园小孩子；也不再是那个受了老师批评或没考赢同桌而向母亲诉说委曲的小学生；更不是在生理周期来临时如遭遇世界末日般向妈妈求救的初中小妞。我开始有了秘密，这秘密就是——对于那个男生所献的殷勤，我有一种小小的喜悦和幸福感，因为他不仅长相帅气举止潇洒，而且还不像别的小男生自以为是地装阳刚耍帅故意对女生冷漠，他看我时，眉眼间总有一种让她感到温暖和羞怯的神韵，伴随这种神采到来的，是班上女生们失落一地的沮丧和嫉妒眼神，我承认，对这种被众人羡慕嫉妒恨的感觉，我感到有些小小得意。

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履行对妈妈的承诺，不再与他交往。而为了不让母亲知道，我对母亲的信息壁垒逐渐开始形成，并逐渐形成一个城堡，将自己那点小秘密严密地包裹起来。

母亲从我的信息静默中察觉出了异样，在无数次貌似坦诚其实是希望我坦白的交谈中，她焦急的询问都被我温柔地反弹了回去，她开始对我使用“秘密手段”。

最初，她使用的是最传统的盯梢和“突然降临法”，或偷偷跟着我看我上学路上干了些什么？或在放学路上假装偶遇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但这些手段早前在小学和初中时就用过了，也确实抓到过我乱买零食或和同学在街边踢键子不准时回家之类的“违法行为”，但对于高中学生来说这招却没多大用处，原因一是因为她的招数太古老，而目标又太巨大；原因二是因为像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在上学和放学路上有什么异常举动？她愿意看到，我还不愿意做呢，能在大街上干的，还叫什么秘密？

跟了一段时间，老妈一无所获。这种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我确实没有什么秘密；其二，是我有秘密，但没有被她逮住。她显然更相信后者，于是对我实施更新一步的侵破术，在我身边安插“卧底”。

老妈的“卧底”，是我的表妹雪茹，她以一件高领拉毛衫和每周2元钱的活动经费为代价，让雪茹留意我的动向和思想，看看我干没干什么不合规矩的事，特别是交没交不适合交的朋友？雪茹与我在同一所学校读书，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

虽然，老妈高估了她付出的酬劳的价值，低估了我与表妹十多年的交情。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表妹需要向家长隐瞒的事情远比我需要隐瞒的多N倍。她对我，巴结讨好求帮隐瞒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自杀性地去当密探惹我生气？所以，在老妈找她之后的十分钟内，我便知道了这一情况，并和她分享了用“线人费”买的冰棒。当然，为了让老妈不起疑心，我也允许她向母亲透露一些过时的“情报”，比如，我偷偷买了什么课外书，或用膏药补破袜子之类，让老妈心满意足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这种情况持续没多久，母亲就感觉到不对味了。表妹给她的情报，与她需要的完全不对路，无论质和量，都存在巨大的差别——此时的母亲，如同饥饿的老虎需要一头小牛来充饥，而表妹送上的，却是一只南瓜或几颗白菜，这哪成啊？

于是，母亲开始从另外的渠道着手，开始偷偷翻看我的书包，查看我与同学的明信片，从上面的邮戳和地址推测信息，她甚至还无师自通地用开水壶的蒸气配合刮胡刀片打开了我未拆的信件，看完之后原样封回去，但这些，除了让我们母女的不信任感增强了之外，便再无别的用处。

事实上，母亲所看到的小学和初中同学的来信，除了嘘寒问暖，和小小的怀旧以及偶尔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感叹之外，便再无别的东西。但她却将其作为挖掘我思想根源的一种依据，寻章摘句，浮想联翩，捕风捉影地构建出她想象的我的精神世界，令人担心，甚至不拯救立即就会遁入深渊地充满了危险。这当然是我所不认同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她太罗索多事，杞人忧天。而且，从她在教育我时说漏嘴的只言片语中我觉出她对我的偷窥，本能地生出一种反感。

为了确证她是否偷看了我的信，我用左手给自己写了一封信，邀请自己三天后放学去电影院看当时很火的电影《霹雳情》，并口沫横飞地描述那电影里有感人至深的爱情情节……

信寄出去之后第二天下午，母亲若无其事地把信交给我，说传达室送来的。我回到房间一查看，我特意做的几处记号，包括信封口上不起眼的蜡滴，信笺里包着的一根头发，和信笺对折处一小滴胶水，都不翼而飞……

不出所料，在第二天，也就是信里约定去看电影当天的中午，母亲在饭桌上让我下午放学去姥姥家做作业，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是所有电影都适合青少年。”那一刻，我瞬间石化了，母亲的形象像一尊石膏雕像，碎落一地。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同学们通信，都选择了一种间谍的方式，通常是一张信纸，正面抄一首无关痛痒的青春励志或朦胧诗，背面，则用米汤写着我们要表达的真实内容，其实也无非就是哪个同学过生日，哪里有演出或谁又说了谁的坏话，谁被老爸老妈骂了之类属于青少年的青春八卦，收信者只需要用棉签蘸点碘酒一涂，便可以清晰地显现出来。这样的通信方式，着实瞒了老妈很久，害得她不明究里，天天拿本朦胧诗在那里研读，险些成了一个诗人。

和老妈的谍战，决不仅限于这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甚至焦虑过她是否偷看了我的日记，虽然我特意买了加锁的日记本，然后用一把结实的大锁将它锁在书柜抽屉里，但我还是不放心，经常写日记时，在写到我认为犯讳的重要内容时，仍忍不住要用拼音声母来写一大段话，或用英语，或用英语所对应的字母排序符号，有时甚至写上几句违心的哄老妈的话语。我不确定她是否有办法看到，但这种担心一直存在，融入到我血液中。

多年后，我们已无须为那些算不得什么秘密的“秘密”纠结介怀时，我忍不住问老妈：“你坦白，当年有没有看过我的日记？”

母亲一扶老花镜，正色地说：“你那些写满字母和数字的天书有啥好看的嘛？我没看！”

说完这话时，我们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故事提供者：陈洪敏（自由职业者）

讲述背景：由于对儿子的动态很好奇，时常通过儿子的微博和QQ空间了解他的行踪及想法，引起儿子的不满，儿子抗议说，如果老妈再在空间里窜来窜去，就果断拉黑。于是，就有了这段对往事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