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早晨，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不幸去世。吴建民于1939年3月30日生于重庆，1959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现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整个上午，网络和自媒体被这条信息刷屏了。人们各怀心思地在转发着这条信息，有沉痛的，有惊讶的，有伤感的，有狐疑的，也有幸灾乐祸的。这与一直以来吴建民在媒体和公众中的反响和形象，是大体相契合的——在那里，有人认为他是优秀的外交家，有人认为他是学富五车的学人，有人认为他是充满理性思考能力的智者，有人认为他是“典型的鸽派”，有人认为他是需要补充钙片的“软蛋”与狼为善的东郭先生，还有人谩骂他是“汉奸”。他的影响力，也因各种尖锐的分歧，而超越了其作为一个“前”大使的身份，而成为一派意见的代言人和领袖。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于他的意外去世，人们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如果去除这些观点中的极端成分，选择一个最大公约数，那么，对立双方恐怕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吴建民之后，谁还能站出来辩论？”当然，得到这个结论的双方，其态度也是泾渭分明，喜忧不同天的。

 

    吴建民的理论水平和话语能力以及强大的知识积累和资历积累所造就的影响力，在支持者和反对者那里，以爱与恨的方式存在着。喜欢并支持他的人，认为他认清了世界发展的大势，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甚至大国崛起，指明了一条各平发展的康庄大道。认为他对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研究与批评，是这个国家健康发展的清醒剂；而反对者则认为，他的和平认识世界的方法，与世界现存的秩序和内在运作规律不符，是官僚加书生气的世界观，会使国家和民族陷于软弱和落后的境地。而按照“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这种指导思路将导致“忘战必危”的后果，是会害国害民的。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占据了问题的两端，也局部地说明了当下中国所处的真实的外交和国际生存状态。这仿佛是大象的两个部位，都局部地代表了大象本身。只是各自以不同的专业，切入到相同的事物中，并各自得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样的分歧，并不是可怕的，而是有益的，它基本符合客观事实。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对问题发出合符自己职业尊严的结论，如果对其综合分析考量，必然会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并将国家的外交，带向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良性发展轨道。反之，如果以盲人摸象的方式，将各自摸到的部位，盲目地夸大，甚至以为自己独家掌握了真理，那么，后果将会是非常可怕的。极端往往导致偏执，偏执就是灾难的前提。而当灾难发生之时，国家、民族，和个人，将承受难以估量的痛苦与损失。遍翻历史，这样的正反例子，举不胜举。这也是许多人对吴建民的意外去世感到惋惜和担心的最重要原因。人们担心会因为这个重量级的意见人物的离去而发生舆情天平失衡，担心这种失衡产生于国于民不利的后果。

 

    但可以肯定地说，与吴建民意见一致的人，也并不在少数。一个国家是否通过和平谋求发展和生存空间的思路，也不是一两个人或几通尖锐交锋的辩论所能够左右的。广泛而深入的辩论，只能让问题变得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晰。而当问题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也就是理性之门开启的时候。许多用情绪而非头脑思考的极端主义者，就是因为所掌握的信息太过于偏狭，而变得缺少理智。而理智，也是可以通过信息的透明和学习与感悟而得到提升的。

 

    吴建民走了，但分歧没有走。辩论、争执甚至谩骂还将继续。只是，希望这种分歧，不要产生偏执的后果。这个历经苦难，刚刚过上几天稍稍安稳日子的民族，经不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