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官员对“流官”的感想或闲聊（副标）

    L老是我的一位前辈，前几年离休之后，成为我的忘年交茶友，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他离休前是一地级市的主要领导，工作既忙，也不太容易接近，加之年龄等方面的差异，我们本该如太阳和月亮一样，不同处于一个空间并保持交往的，但因为前几年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采访时，与他相识，并认了同乡，从父辈那里，或多或少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传说，因了这一层关系，我们有了交往和交流，我们都因身体原因而不沾烟酒，于是以茶为饮，佐以各种令我们共同感兴趣的种种话题。这些散碎的茶谈，既可以说是一种感悟，也可以说是些无目的的闲聊。其中不乏一些渴望从他人生经历中获得的更多见识的针对性提问（如本篇目的性很强，主题集中的文字）。在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以常年从政所养成的特有谨慎，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出现在文字中。他选择了一个让我无话再说的理由——要想把事情说得更透彻，就不要让我赤膊上阵。在他看来，许多事例和话语，在讲述者身份不明朗的前提下，更容易说得更清晰一些。这也许算我们这个国度固有的特色之一吧。

    以下就是我们交谈的不完全记录。提问者曾颖，简称曾；L老先生，简称L老。

    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流官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人的迁移史中，因宦游而流动的人口，是非常庞大的，它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有着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L老：所谓流官，其实只是指一种状态，他包括官员的流动任职，和官员因任职而发生的流动和迁徙。前者是指“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而后者，则是前者的一种衍生。中国古代有流官制度，各个朝代的表现形式都不一样，有的是深入政策层面的一种自觉行为，有的则是见子打子的应急行为。而且，它的目的也各不一样。比如，最早让官员异地做官，并不是像后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防止腐败，而是为了防止反叛，因为一个官员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难免会形成势力，让官员与他脚下那片土地彻底断裂开，土地不动，而官员们则如水中漂萍，几年一换，如果没有来自皇权的支持，连立足都成问题，更谈不上长成大树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各级地方官员只扮演代理者的角色，他们不是所治理土地的归属人。从制度上看，流官的“根”在朝廷而不在地方，流官制对于朝政划一，令行禁止，有莫大的好处。

    以上可能是流官制度的源头和初衷。流官制度的进一层含义，也即后来人们更看重的，是它的反腐败功能。这是依据回避原理产生的，为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等弊害，就坚持地方首长的属籍回避制与数年一届任满轮换制度，唐朝有《回避条例》不许官吏任“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甚至还具体到必须离家乡多远距离，有的朝代是“三百里”有的“五百里”，有的甚至一千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地方首脑脱离自己的生长地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的束缚。但这种制度设计，从最初开始，就基本只有理论价值，因为这一套制度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狗儿怎么才能不吃屎”的问题。但从历朝历代的执行效果来看，并不是很理想——清朝不是实行“离家三百里内不做官”的政策吗？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又是怎么来的呢？最根本的问题，主要是封建社会最终没有解决权力的监督问题。

    曾：以你几十年的亲身工作经历，谈谈当代异地任职的官员流动情况，它与古时候那些流官，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L老：其实，在现当代，官员的流动性还是非常大的，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现在，官员的流动也是一种常态。许多同志，都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异地做官，这当然与建国以来的国情和人才培养机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最早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刻意将干部的流动作一套专门的设计，当时所有的调动，都是以“革命的需要”为前提，无论“北上”还是“南下”；无论屯垦，还是支边，都是一声令下的事情。那都是战争状态下形成的一种非专门设计的实用状态。真正实行回避性质的异地任职制度，也是后来慢慢搞起来的。应该说前后两种状态，我都经历过。我年轻时，参加工作，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往哪放，在中年时还担任过老家的县委书记，而后来，也经历过带回避性质的异地任职。

    曾：在这些年的流动做官的生涯中，最深的体会和感想是什么？

    L老：说不上最，因为这么些年，各种感触和想法也是挺多的，只是一直没有认真梳理过，今天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真把我将住了。不过细想起来，倒还是有些可以说道的。我就凭的感觉，随意说说。

    应该说这些年在外面奔忙，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上，坐在车里的时间仅次于开会，但远比坐在办公室里多。这其中的苦和乐，都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在这种流动过程中，我也在思考，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家庭生活层面，还有文化这个层面，都有一些想法。比如，从制度层面，我曾经思考过甚至怀疑过官员易地做官的正面意义。按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和反制腐败。但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远的古代的我们就不说了，单举最近几年揭露出的一些腐败例子，那些贪官们，又有几个不是易地做官的呢？官员们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完全与社会不接触，大家从生脸混成熟脸，并不是多困难的一件事。而且，现在某些人为了逢迎和建立关系，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比如，有一年，风传我可能会调到某个县去当书记，调令还没下来，我老家那边就有来自那个县以前从没打交道的各种关系开始前来探望和问候，这些人包括多年未见过面的同学，多年没有走过的亲戚，还有一些老同事或朋友，他们都是受某些人之托，找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由头，没话找话、无事找事地套近乎，其心思之细致，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一两百里的距离，对于现代的交通和通讯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距离。直到后来，尘埃落定，我没去那边，才算消停下来。但来自另一个县的热情，却又开始沸腾起来……你看媒体报道的，周永康没出事的时候，千里迢迢去他老家给他祖坟上烧香的都不少，你说异地有多大用处？

    另外，我们当下的干部，与古代官员相比，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度更高得多，古时候，一个衙门两个班头七八个差役，主要功能还是司法和审案。很少像现在的干部这样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去，其细节，甚至进入到经济领域的具体操作和实施中，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度更深入也更全面。这种表述是很中性的说法，往好里说，它可以促进经济更大的发展；往坏里说，则是某些官员上下其手从中捞利益的机会是越来越多。在现实生活中，这两方面都表现得很突出。这就确定现代的官员们，比古代的官员们，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和诱惑，这两者，有时的外部表现是一样的，但对人的影响，却各不一样。在这面前的表现，和个人的素质品德有直接关系，而与所处的地域没有太大关系。说极端一点，不贪的官员，即使在家乡，也不会结党营私；要贪的官，即使到火星上去，也照贪不误。有人甚至说，因为本乡本土桑梓故土乡亲父老的关系，一些人在故乡当官，反而有一种看重影响的感觉。至少我在老家当书记那些年，就特别在意老父老母和邻里乡亲们的感受，不敢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当然，这种事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但这至少说明，官员在家乡与否，与是否贪赃枉法，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说到桑梓情感，我倒想说说流动的官员们在与本土精英阶层之间的微妙关系。空降的干部们，真正要面对的，其实是当地业已形成的一套错综复杂的关系体系，那些由本土干部、企业界人士和乡土精英阶层所结成的一套体系，如同花朵下面的土壤，流动官员则如上面的花朵，如果花与土的属性相当，则花团锦簇，风声水起；如果花与土属性不一，则残花凋零，苟延残喘。这样的倒子举不胜举，很难说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本土官员们的故土情节，在考虑问题时，会影响和左右他们的思路，使他们更加现实和实用主义一些。而外来官员，更多地看重政绩，而在考虑问题上，向上负责的思维更多一些。派遣官员体系最大的特征，就是向上而不向下，虽然在综合考核的时候，也会考虑民意，但这至多是象征意义的，在负主要责任的流动官员，民意至多被口头重视，而他心中在意的，却是上级的评价——这才是决定他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因而，在具体治理中，考虑形象立杆见影的东西要多些，而长远的如环境污染、人文建设等，则少得多。这也是当下流动官员与本土官员的主要矛盾点之一。也不能说外来官员搞投资与建设的冲动不对，只是在平衡上，由于考评体系所决定，而有所偏向。

    除此之外，在生活层面上，流动官员们也有许多烦恼和麻烦。比如，家室的安置，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离家在外的孤独问题。这些我都不展开说了，如果必须要在我几十年流动工作生涯中找出一个“最”的话，我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和娃娃。我们夫妻俩，各有事业，从少年夫妻到老年伴，总是聚少离多。两个娃娃长年与我隔开，每见一次长高一截，如同电影里的快放镜头一样。他们对我一直是敬和畏，而不是亲和爱，这是我这辈子最感悲伤的事情。现在，一些干部被讥笑为“走读干部”，这虽然反映了老百姓的一些爱憎，但换个角度想一想，这之中的人性与无奈，又岂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而且，在干部流动过程中，车费和油费，决不是最高的一块成本。我的一些老同事，年轻时，都或多或少地犯过男女方面的错误，这与远离家乡的寂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手中有权而内心寂寞的人，犯错误的机会和成功率，都比常人高。

    曾：如此说来，异地任职，也有一些弊端和不足，是否有办法加以解决呢？

    L老：也不能说异地做官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如前面我讲的那样，最重要的，还是解决权力的监督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决定于权力由谁所授并向谁负责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易地做官只是一种形式，至多不过增加了腐败成本而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健全的地方财政制度、充分体现民意的地方选举制度、以及有实质内容的民间监督，都是必要和必须的。而这一切，最终的指向，就是地方领导人，究竟是向下还是向上负责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听人说现在一些人正在讨论加强县域自治之类民主化举措的探讨，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