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那年，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在偷偷交往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战战兢兢地体验了爱的感觉。应该承认，最初的感受并不是愉悦的，但也并不像大人们所说的那么不堪和恐怖，那完全是一场情之所至的自然结果，花，到了季节自然会开；苹果熟了，自然会从树上落下来，就那么简单，这与别人并没有太大关系。

    但当时的社会空气显然并不是这样，一种公共情绪认定那件事是丑恶而肮脏甚至邪恶的。人们在说起它时，总是一脸标准化的义愤填膺和尖酸刻薄，仿佛别人处置自己身体和情感这件事，伤及了他家祖坟一般。我不敢保证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我曾亲眼看到过一位一听到这类事情就尖酸叫骂的女人被别人捉奸在床挂着破鞋示众的场景。我知道，在很多事情上，人们的嘴与身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时，他们所极力贬驳和鄙视的表面情绪，也许就是为了掩饰他们心中的真实感受和看法。至少，在偷尝了禁果之后，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大人们又一次骗了我，如同此前他们一直说小孩不能吃猪蹄叉，那样会把好事给叉掉一样，而事实上，那个部位的肉是最美味的。

    那段日子，我们像两只幸福的小田鼠，总是选择一切时机偷偷地粘在一起。父母离开时的家里，野花郁馥的田野，午后宁静的小树林，深夜无人小巷街灯映照不到的角落……我们用青春时期无尽的激情演绎着疯狂，那种既美丽愉悦又战栗和惊悚的感觉，令人着迷。当然，激情之后的怅然与失落，以及对不可知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可怕的事情的恐惧，也时时让人纠结。但这点小小的副作用，如同咖啡的苦味河豚的毒素或宿醉之后的头疼一样，本身便是其魅力之所在。

    我曾设想过无数最恐怖场景，诸如激情四射之时，父母回家；或田野之中被农人撞见；或半夜时分被治安联防抓了去……所有想象得出的场面里，惟一没想到，但却是最要命的场景，那就是——假如怀孕了，怎么办？那时候，所有书本和报纸，所有老师和家长，没有人会给我们提起这件事。以至于我们踏上社会，对这件事情也惘然不知。

    但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存在，不发生。当所有我想象得出的恐怖场景都没有出现的时候，我想象不到的恐怖，轰然而至——一向准时的生理周期被打破了，直觉告诉我：“出事了！”

    那时没有早孕试纸之类用品，我也不可能打个什么知心姐姐热线去咨询，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变化，是否是怀孕。但我知道，这一定与我最近一段时间的疯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把这事给男朋友讲了。他的反应，比我想象的冷静，他看的书和耳闻的东西比我多，因此比我显得要沉著，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但他不断抽烟的举动出卖了他，也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他开始自言自语地设想解决的方案：“结婚？不行，年龄还差一两岁！”“去医院？不行，要结婚证和单位介绍信！”“逃走？没钱！”

    他不断提出方案，又不断地否定。而在这自问自答中，我眼前闪过的，是当时同类事情发生后可怕的场景。我的一位远亲，在乡下与一个女孩相爱，并产生了后果，那女孩被父母逼打不过，被迫承认是强奸，他的爱人因此被判刑，以此保护了所谓的名节。但事实上，大家对她并没有宽容到哪里去，因为在那些人眼中，被强奸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恕的罪行。

    还有我父亲的一位女同事，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不敢到医院去处置，就喝跌打酒，然后疯狂运动，险些要了命。

    还有平常七大姑八大姨们八卦的种种类似事件，要么是女主角上吊或跳崖，要么就是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如何的嫉恶如仇，对未婚先孕者的种种惩罚性治疗手段的恐怖，一个钢勺叉进去，一个铁叉搅啊搅，医护人员叫骂着：“不许叫疼！舒服的时候怎么没想到现在呢？”等等等等。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八卦与我会有什么关系。但现在，它们不再像长在别人脸上的青春痘那样不用担心，而是一眼望得见的未来，迫在眉睫地摆在我的面前。

    我们决定干点什么。

    最本能最优先的选择，是应该去正规医院。就技术水平和安全保证来说，这是最稳妥的。但是，正规医院对手续的要求也是正规的，什么结婚证户口本单位证明，都得一应俱全，这个壁垒，确实吓阻了很多有偷尝禁果之心的年轻人，但同时也让一些已经闯了祸的年轻人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从家中偷出父母的结婚证，想来个冒名顶替，让年逾不惑的他们来一次“意外怀孕”。我和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很像，换件衣服和发型，想必可能蒙得过去。而他和我父亲的距离，则相差得太大，即便说不上有十万八千里，但让一只猴子扮成猪八戒般的难度，倒是有的。他从家里偷出父母的结婚证，他的影像，与父亲的形象接近了，但我和她妈的距离，又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他的妈妈像一只骄傲的茄子，而我，顶多像一根怯生生的豇豆。

    当时没有可以把芙蓉姐姐PS成林志玲的技术，更无法把结婚证上的出生年月等关键数据进行修改。我们设想的第一条路，不通！

    第二个方案，是想办法到单位开张“兹有本单位某某意外怀孕，前来你处办于终止妊娠，请予支持为感”的介绍信。但问题是，我当时在一家街道办的企业当临时工，街道工厂原本就没有开介绍信的资质，即便有，我也不可能冒着不亚于敲锣打鼓昭告天下的危险，去求人帮我开这张未婚先孕的证明。

    男朋友在商业局下属的百货公司上班，单位开介绍信的资质是没问题的，但他本人的资质，显然是通不过的。他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是个古板的老头，办事只认规章不认脸面，而且嫉恶如仇，对社会不良现象都恨得咬牙切齿，而不结婚就同居，而且还出了事，这至少在他的仇恨排行榜排名前三位之内，要让他支持，难！

    就在我们坐在起火的列车上飞奔向悬崖般的商讨着自救方法时，一根救命稻草横空飞了出来，这稻草就是他哥哥，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非常好，他在最无助最焦虑的时候，把这事讲给哥哥听，换来了哥哥两肋插刀般的呼应。哥哥前两年结了婚，他们单位开介绍信的是一位喜欢打哈哈的和事佬大妈。没费太多周折，一张救命的介绍信就到手了，看着那盖着大红印的纸，我忍不住喜极而泣。虽然，事到如今，我也并不认为那件事算什么高兴事。

    我们演练了一番，甚至还借用了兄嫂的衣服，选了一个估计人不会特别多的日子，来到妇幼保健院。我们像别人一样，总感觉人们的目光在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轻易就洞穿了我们的秘密。行走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惟一的感觉就是路太长，人太多。这其实完全是一种心理作用。

    一位慈祥的婆婆接待了我，她银白色的头发和洁白的工作服在阳光映照下显得异常洁净和安详。她没有像传说中那样，一脸凶相地要查户口簿结婚证，甚至我们送上的介绍信，也草草瞄了一眼，就退还给了我们。她耐心地听完我的询问，又问了许多问题，然后为我作了检查，最后以一种轻松的口吻，对我说：“傻孩子，你没怀孕，是因为气血不畅和神经紧张造成的假孕现象，我给你开点药调理一下就行了。”

    就像死刑犯在即将开枪的关头得到的却是一道特赦令，我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我掩饰不住喜悦地离开时，那位老医生像教育自己亲孙女一样，语气既温和又严厉地说：“女孩子，一定要懂得爱护自己！”

    之后，她把一盒东西塞到我手中，回家后我才知道，那是一盒乳胶的安全套，这是我这辈子接受到的最惊悚的礼物，但我看着它，却感觉到无限的温暖和安慰，并在心中暗暗记下了许多一生都要坚守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