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圣诞是1979年，此前，只在战争电影中看过美国人向朝鲜发动什么“圣诞节攻势”，直至这年，已开始改革开放，一些新概念和新物质都忽明忽暗地进入国内。那一年我10岁，正读初一，正处于想追星而没有星追的年纪。

 

一位姓陈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单声道盒式录音机，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今天是外国的生蛋节，搞一盘邓丽君的磁带，今晚好好庆贺一番。那表情，仿佛是拿了一样不小心就会把天搞个窟窿的震撼玩意儿。

 

盒式录音机乃稀罕之物，邓丽君的歌更是。而“生蛋节”更是闻所未闻。三奇相加，自然让我们这群想“哈”点什么的小青年兴奋异常。当晚，也就是在西方世界普降大雪，满天满地都是圣诞老人和“铃儿响叮当”的时候，在川西小城外西街一座深深的小院里，我们几个半大孩子关上房门，拉上窗帘，还担心声音跑冒漏漏出去，而用被子蒙住头，神秘兮兮地将邓丽君的歌声灌入耳中。那场景，与《芳华》相似，只是电影中人家用旗帜盖头，是营造气氛，而我们，却真的是怕。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圣诞节和一棵腊梅树有关。其时已是13年后的1992年，此时，我已23岁，刚参加工作，和大多数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入不敷出却玩兴甚浓。那个时段，我们在朋友王胖子瞒着父母在外面租的“神秘花园”里筹备过圣诞节，那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里，装着我们不敢被父母和老师看到的牛仔裤，打口带和盗版书。这时，我们已依稀知道过圣诞节应该有树，而且树上应该有灯和各种小玩意儿。电视上正热门地播着《成长的烦恼》，其中就有一段关于圣诞节的情节：一个心理有障碍的年轻人装扮圣诞老人向幼儿园的小朋友讲比萨饼的做法，这显然引不起小朋友们的兴趣，他很灰心丧气，决定“从心理医生家的烟囱里跳下去，头先着地！”这成为当年圣诞节前后最热门的一句对白，就像后来几年的“大话西游”中的台词。

 

那年12月24日，从下午我们就开始奔忙。有人买蜡烛，有人买铃当，有人买充气圣诞老人。当然也少不了大家最喜欢的烟和啤酒。但大家却把最重要的准备圣诞树的任务交给了公认做事最笨的一个胖娃，结果这家伙吭吭哈哈地从郊外弄回来一棵腊梅树，我们敢打赌，在这个圣诞节，再没有比这更怪异的圣诞树了。

 

时间一晃又过了10年，这是新世纪的第三年，大多数中国商家和青少年已开始认同圣诞节这个概念，并火上浇油地开始炒作。各种酒吧和歌厅，自是不会放过这难得的赚钱好时机。早在十几天前，便开始用泡沫制成的雪花以及各式各样的圣诞树真真假假的圣诞老人将店堂装点出浓浓的异国味。大街上，卖充气棒子和榔头的小贩们在经过了长长一年的等待之后，终于赢来一次数钱的机会。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充气榔头和棒子在天府广场上翻飞着。等待了一年的大学生们挥舞着大棒了相互嬉戏着，击打着，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打人的还是挨打的，都笑逐颜开地相互祝福。这种场面，在其余364天的街面上是难以想象的。

 

再后来几年，开始禁止上街笑闹了。

 

但这并不是终点。

 

再再后来，就有人开始抵制圣诞节了。

 

而此时的我们，身材已发展到不用在腰上绑枕头就可以装扮圣诞老人了。我们的圣诞节，也已经变成为在家里泡一杯清茶回忆往事了。这几十年时间里，从不能过圣诞到惴惴不安地悄悄过，再到热情激昂地疯狂过，再到过圣诞又要成为可能有风险的事情，小小的一个轮回，让人不愿想或不敢想的，却有很多很多。

 

但愿过与不过圣诞，只是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