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是大航海时代从南美经吕宋传到中国来的，与土豆玉米一道，大幅度改变了中国人的主食结构，使中国人口突破粮食瓶颈，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红苕易于种植，产量大，好保存且味道甜美，可以生吃可以蒸可以煮可以晒成干也可以用火烤,还可以用油炸酥再加糖炒制成苕丝糖。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或多或少都保留着一段炉火与红苕交织的亲情故事，那种“偷，不如偷不着”的香气，是可以穿透屋宇，穿透空气甚至穿透岁月的。我的妻子，就常常怀念那带着焦糊的丝丝甜味而央求我给她烤，而我还真在15楼电梯公寓的厨房里，用天燃气灶加平底锅，烤出了老灶膛木炭灰里烘出的脆皮红心流油红苕。我还把经验在网上得瑟过，但学会的人并不多，而大呼小叫要我赔平底锅的却不少。

    关于红苕，我听到过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与苦难有关，比如我母亲在“困难时期”去田里捡苕根，拿回家淘洗干净全家人像绺老鼠尾巴一样从牙间勒下可以吃的部分充饥；我的救命恩人葛婆婆因受丈夫牵连失去公职，两口子偷偷在城墙上种红苕，在没人的时候小声唱“你挑水来，我浇园”。但这些故事，都不如我在成都东门大桥河边露天茶馆里听一位离休老干部讲的故事更离奇，也更惊心。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江仓山，人所共知的“自然灾害”还没有来。中江地处丘陵地带，是红苕的主产区，当地人以红苕为主食，一些刁狭的外地人搞地或歧视，会讥笑中江人“用背蔸淘米”。但中江人并不管这些，在红苕的养育下，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长出一个百万级人口的大县，在以人口多著称的四川名列前茅。

    本故事的主人公秦大爷，时年五十岁，育有七个儿女。那一年，红苕的长势和收成特别好，秦大爷的几亩地至少收了上万斤红苕。当时，外地已开始“跃进”，开始把粮食集中起来，甚至连每家每户的锅和铁钉都收了起来，他的一位本家，住在什邡民主公社，把家里省吃俭用的两千多斤黄谷和白面都交了出去。他听说之后，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催着儿女们把家中的老竹墙蔑墙推倒，把屋后的竹林砍掉，每天起早贪黑地剖竹子，编蔑笆墙。编好之后，不分白天黑夜，蒸红苕，蒸好后拌上糖麸皮，捣成泥状，厚厚地抹上已编好的竹笆墙。为了不让红苕太显眼，他故意不去皮，好让墙显得暗淡。经过几天忙活，他收起来的红苕，有三分之二变成泥，糊上了墙，还有三分之一，送到不久就开炉的公社食堂。

    接下来的情节大家都很熟悉了。食堂由敞开吃白米干饭到限量吃红苕稀饭，直至最后瓜菜代粮变成绿多白少的清汤汤。人们开始饥肠漉漉地四处寻找可以吃的食物，甚至将主意打到了观音土身上。而这个时候，家里有几面苕墙的秦大爷，总是在半夜从墙上掰下一小块的苕泥，用水化开，交到妻儿手上。就凭着这点小小的补充，他们一家不露声色地度过了困难时期，他老人家也在十多年之后，幸运地分田到户，年年种出几万斤红苕，用来做粉和苕片，惟独没再糊过墙。有人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这么干，他笑着说：“鸭子脚一下水，就晓得冷热。那些年之所以要垒苕墙，是因为看到火色不对。你想想看，到处都是报水稻亩产万斤，我们看到的却是几十个田的稻垒到一个田。这样子整，不饿死人才怪呢。所以才用那个笨办法藏红苕。现在，恐怕……不需要了吧？”

    那时已是80年代初，说老实话已不算犯法，老人于85年去世，终年75岁。办丧事时，他的灵前跪着四五十个儿孙和亲人，他们都与苕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