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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小人物:挖耳匠和他的疯妈妈

    黄挖耳是掏耳朵的匠人,其工作不需日晒雨淋,也不用付大力气累得黑汗长流,属于“春天花园”的白领,平时进进出出,多少有点让人只看得见鼻孔的感觉。居民们对他颇有微词,经常在他背后戳着他皮影一样跳跃着远去的背影说:“拽什么?有本事就别在这里跟咱们挤!”

    这句话是“春天花园”颇为恶毒的一句咒语,大有点像公共汽车司机斥责拥挤的乘客说的那句“有本事打的去!”往往此言一出,令后者憋气绝望到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黄挖耳就有这样的感觉。依他每掏一个耳朵五元,帮人提提背拍拍腿十元的收入,是绝对有能力享受一套有厨房有厕所的城里住房的,但问题就在于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一个女疯子跟着他。

    女疯子年纪比黄挖耳大十几岁。关于她的身世,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有说像垃圾西施那样,是黄挖耳捡来当老婆的;另有说是他的小姨;而有人听到黄挖耳叫女疯子娘娘。依他们当地土语,就是婶婶也即是叔的妻子的意思。

    黄挖耳的性情与他所从事的业务极不相符,掏耳朵需要气定神闲举重若轻,而他的性情却极其莽撞易燃,像见不得火星的汽油或炸药,谁要是不小心说了让他不高兴的话,必然惹出天翻地覆的一场大爆炸。大爆炸有时伤人,有时伤他,主要由说话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决定。只有一样,黄挖耳决不是欺软怕硬的熊人,无论对方高大威猛还是骨瘦如柴,都不妨碍他以相同的姿势向对方发起冲击,以至于他脸上的伤疤和瘀痕,如胎记一般从来没有消失过。稍有不同的,是胎记比较固定,而伤疤却要四处窜。

    他与人发生纠纷和争斗最多的,是为生意。他们这一行,只需一把镊子一把耳屎瓢几根棉签做行头,入行门槛较低,竞争相当激烈,其惨烈度仅次于卖报纸和刷皮鞋,但他的优势是技术和穿戴整洁干净,仅此两项,就难住了“春天花园”的多数居民。

    “春天花园”的居民们入不了行,并不代表别的地方的人也入不了行。黄挖耳最义愤的也就在此,每到一处公园或河边茶馆,刚拿出镊子想弹两声招揽生意,前面鬼影子般一下子晃出四五个和他行头一致的人们,让他一下子火冒八丈,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有些掏耳匠居然把矿工下井时用的电瓶灯都戴了出来,以保证在天黑或照度低的地方也可以继续挣钱。

    黄挖耳对此异常愤慨,每见此类同行,必找茬与对方干上一仗。轻则言语相讥,重则老拳相向。挖耳匠都不想惹事,多以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敬而远之。也有不怕事的,要与他奋斗到底,虽各有胜负,但因为他打架次数太多,而被众人看成行霸,看到他来,都念着好鞋不踩臭屎的咒语溜之大吉。这样,就基本保证了黄挖耳每到一处都做独家生意。黄挖耳也乘胜追击,从夜市买来一盏电瓶灯套在头上,开始做起全天候的生意来。

    黄挖耳只有在疯子面前才罕见地表现出温和的一面,无论疯子怎么对他,他都像个听话的孩子,半是恭顺半是怜爱地看着她。疯子的吃喝拉撒梳头洗脚之类,都是由他来做。

    每天大清早,黄挖耳就起床,烧一大壶开水,先把自己那小桶一般的旅行茶杯里泡上一杯浓茶,然后将余下的热水装到一个红色塑料桶里,拎到疯子面前。这时,疯子就会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任他摆布。洗脸就伸脸,洗手就伸手,扎头发也不言语。接着,就把双脚放到木桶里,黄挖耳隔几分钟往里添点热水,直至将她的脚烫得像桶一样的红。天晴的时候,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反射在桶上,整个小屋子就浸在一股暖洋洋的红光中。这时候的人们,看到是一幅儿子孝顺母亲的美好图画,大家心中,也各自忆起生命中不多却非常难忘的美好往事,大家对黄挖耳的厌恶和恐惧,因为女疯子而变得浅淡了许多。

    早晨烫脚是疯子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也是黄挖耳认为最行之有效的一种治疗方法。如果烫了脚,疯子几乎一整天都会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叫坐就坐,叫站就站。如果嘴里不一刻不停地念叨“做人就要像个人,做米老鼠就要像个米老鼠”的话,几乎就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至多像进城不久的乡下保姆。

    做人就要像个人,做米老鼠就要像个米老鼠!

    这句话是疯子絮絮叨叨重复着的各种话语中不多的让人听得清的。疯子大多数时间,就闭目沉浸在一种陶醉状态中,从她的表情推测,她随时都处在一种被成千上万人包围着的演讲氛围中,众人向她伸手,呼喊并聆听她的每一句话语,她则在每一句话音落地之后,心满意足地享受那风起云涌的掌声。

    这时候的疯子是幸福而陶醉的。

    而黄挖耳,则像是一个受了委曲的孩子,一脸木然地扶着满脸幸福表情的疯子,或将她扶上自行车座,带她到四处去谋生或打架。

    黄挖耳谋生的方式,也许就是打架。人们觉得,即便是要养个疯子,他也不至于压力大得每天要与人决斗式地去挣钱。但后来人们发现,他与人打架本身,也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如同疯子每天必说那句“做米老鼠就要像个米老鼠”那样,他必须与别人打架。

    久去久来,他的这一行状,也被认为是一种疯兆,大家看来看去,居然从这事之中,看出了某些与他身世有关的端倪。

    人们发现,黄挖耳的五官,特别是眼睛,与疯子的眼睛犹如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样,小而无神,一笑就像两条想冲过鼻梁去碰头的小鱼。

    他的鼻子,小而尖也和疯子有几分相似。结合每天早晨大家看到的那幅温暖的洗脚图,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和他身上不合常理之处,人们推测,黄挖耳的身世一定与疯子有关,说不定他们还真是母子呢?

    这个推测,被后来到“春天花园”居住的收荒匠证实,此人是黄挖耳的老乡,知道他的一些底细。

    收荒匠说,黄挖耳是疯子和她们村一大群知青中某一个人的儿子,那时,疯子没疯,只是心性有点高,乡下的后生都看不上,就爱和省城下来的知青们打堆,钻过几次菜花田之后,就有了黄挖耳。那男的据说是省里哪个落难领导的儿子,后来父亲平反,他也考上大学,连招呼也没打就溜了,疯子在生下黄挖耳之后,就疯了。

    这个故事让大家都唏嘘感叹了一阵,同时也让收荒匠鼻青脸肿从此不敢来“春天花园”,黄挖耳指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还敢来的话,见一次打一次!

    黄挖耳的激烈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他的身世。只是大家不敢明言,和他说话时,提到疯子时只依他的说法,叫娘娘。

    人们其实并不知道,黄挖耳内心的一个最重大念头,与他的身世有关。他每天拼命挣钱甚至挖空心思淘尽脑汁,就是想给疯子治病,治好病之后,他就可以确切地知道,他那从未谋个面的父亲的一些准确信息,此前,关于他爸爸的传闻实在太多了,有说当了大官,有说发了大财,有说出国了,有说他坐的小车可以买十几幢房子……

    这些传统,如肥皂泡一般泛着五光十色的花纹在他身连旋转着,让他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仿佛一个饥饿的人隔着玻璃看别人大快朵颐地吃美食,而那些美食,据说本来也有你的分,只是中间隔着一道玻璃。

    而他与美好未来相距的那块玻璃,就是疯子的病。这玻璃的厚度与质量是未知的,他一直试着砸碎它。

    他挣的钱,大多送到精神病医院了,得到的答复,也和他母亲的话一样天一句地一句好一句坏一句。他想,如果医生告知他彻底没戏,他也就断了念想,好好当一个每天挣几十元钱的挖耳匠,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如果医生告诉他能医好,他就是砸锅卖铁去偷去抢,拼尽全力也得把最后的冲刺进行完。

    但医生却偏不愿给他一个干脆的了断,总是在他绝望时给他点小希望,而在他希望的时候又给他泼一瓢不小的冷水。

    他感觉自己像被挂在半空中,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悬在那里,这是一种极不好受的感觉,他四处与人冲突和打架的最深层原因可能与此有关。

    他为自己设想了无数个结局,其中最喜欢的,便是某天早晨,他在给疯子烫脚时,疯子突然眼光不散,也不说米老鼠了,而是用手抚摸他的额头上沾着汗珠的头发,喊他一声孩子,然后带他去找父亲。他们在一所只有电影里才看过的大房子里找到了父亲,父亲是一个神仙样的小老头子,满脸笑容地带他去参观大房子里的一切,然后告诉他,这些都有他的份。

    他泡在温暖的漂着花瓣的洗澡水,不不不,干脆像传说中的地主那样,换成牛奶,左手拎着一只烧鸡,右手端个酒碗,从他最喜欢吃的鸡屁股下口,咬一口,一嘴油,那种感觉,啧啧,要多美有多美。

    随后,老爸从房里给他牵出一个壮硕的大奶女人,说:儿啊,这是你的媳妇,我知道这是你最喜欢的品种!

    于是,他就被胖媳妇抱着,如坐在驴车上一样晃晃悠悠地进入洞房……

    而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被一种幸福的战栗感惊醒,裤子里一片冰凉,而身边的世界,比他裤子里更冰凉。

    每到这个时候,从来不写诗的黄挖耳,也就有了几分只有诗人才有的多愁善感,他觉得在黑沉沉的夜幕背后,似乎有双大手,像牵着木偶线一样,在摆布他的命运。

    有时,他听见黑夜中疯子如磨子压住的猪发出沉重而粗的呼吸时,他就有想哭的感觉,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亲人,而这个亲人,连他想要的一句温暖的话也无法给他。有时,他甚至想把疯子偶尔冒出的千万句话中偶尔与他的心情和境遇挂上号,但这种几率,和逢年过节差不多,一年能碰到两三回。

    黄挖耳只有一个心愿,医好他的疯妈,打开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门。

    他努力挣扎着,这几乎成为他活下去的惟一动力。

    他带着母亲四处求医,“春天花园”已是他的第四站,这里毕竟是省城,医生的手艺好得多,给他开的药和推荐的方法,也显见有一些作用,虽然希望也像水中的月亮一样渺茫,但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啊!谁能说得清哪天月亮一高兴,还真的落到水里来玩玩呢。

    月亮最终没落下来让他高兴高兴。

    他等待的奇迹,随着某一个漆黑夜晚疯子一声悠长的叹息后停止的呼吸,而变为一声叹息。

    给母亲办丧事时,他没有哭,浑身只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可怜的母亲在被老天爷折磨了一辈子之后,终于解脱了,而他的日子,还长得没有边。

    在给疯子换衣服时,在贴身小裤的夹层里,发现一张纸片,确切地说,是一封信的残骸,不知什么时候装进去的,他也记不清楚,母亲这件褂子,已有多少年没离过身。

    他屏住呼吸,小心地打开已有些绒了的信,信的内容不全,而邮戳是1977年,那是他出生的时间。

    信的落款,是个叫黄家喜的人,他想想别人肯定不会无端喊自己黄挖耳,肯定与自己的身世有关系。他再看地址,恰好是本市的一条街名。

    头脑中,一道门嘎吱地响了一声。

    那莫不是他盼望已久的命运之门?

    他有一种莫名的焦狂感,也没等天明,就匆匆跑上街,在寂静而冷的街道上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往前看,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间古旧的门面上,墙上白色石灰写着斗大的一个拆字。

    他在大街上游荡了很久,东边太阳才渐渐伸出一张薄薄的圆脸来。街面上人来人往,那块写着拆字的大门,终于也打开了,这是一家专门卖栽花用的肥料和腐土的小店,店里时不时传出一阵重浊的咳嗽声。

    他小心地走进店门,看见一个老人正在埋头咳嗽,头上的青筋如小蛇般往外奔突。

    老人头发花白,看样子与母亲的年纪相当。

    屋里陈设极为简陋,前端摆放着腐土和瓶瓶罐罐,后半间,用屏风隔着,隐约看得见纷乱的床铺和杂乱的锅碗瓢盆。

    这是一个比他的经济状况好不了哪去的人住的地方,他在心中暗暗地判断,并很快得出结论。

    这判断让他跨进房的脚,顿时软了下来。

    眼前那些有关洋楼、花瓣浴、胖女人和炸鸡的画面,像太阳下的糖画一样,软软地耷拉下来,无声地跌到地上。

    他想,也许应该问问老人,毕竟三十年过去了,变数太大。

    他想开口,但怕问了之后,就再不好往回退了。于是退出门来,到旁边一处卖早点的那里打听。

    卖早点的人说自己是外乡的,让他问卖烟的。

    卖烟的说老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后来又说不敢确定,让他问前边理发店。

    理发店说我刚搬来,你去问那边晒太阳的老人们。

    他又去问晒太阳的老人,几个老人有说老人姓王,有说他姓黄,有说他从来就住在这里,有说他最近才搬来。大家相持不下,叫他不如直接去问,他们说那老头有点怪,不喜欢搭理人,我们平时都很少和他打交道。

    黄挖耳看那黑漆漆幽深无望的门,犹如深不见底的一道耳孔,他有些迟疑和恐惧。

    他咬了几次牙,甚至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了。最终,还是决定离开。

    在往回走的路上,他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种感觉,离那条小街越远越强烈。

    他觉得自己不开口问老人,是万分正确的一件事。没有问的话,至少可以保证,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想象在这个世界的某处,有个缥缈如神仙一样的老头,和他身后那些如神仙一样的生活在等他。

    而问过之后,这一切就像锅贴一般,趴嗒一声跌落到灰尘之中。

    自那天之后,黄挖耳再也没有打过人,也再没有被人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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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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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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