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回老家什邡，第一个听到的消息便是一位又一位老前辈徐朝俊老人去世了。徐老去世，是春节前的事情，这个迟来的坏消息，让我短暂的回家之旅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伤。

 

    徐朝俊老人是我所喜爱的老前辈，是我们小城著名的川剧名角，正生。打小，我就跟着母亲去剧场看他看戏。他最初演郭建光之类的英雄人物，但由于成分不好，就靠边站，去演刁德一之类的反派，但又因为演得太好，被拉出去批斗。总之，戏上和戏下的他，都很尴尬。直至多年后，国家稍稍正常些，他才渐渐正常起来，但这个时候，剧团也解散了，他就在文化馆领一个副馆长的闲职，我们也因此有了交集，并在他退休之后，成为茶友，忘年之交。他像县城里很多文化老人一样，在生活和学习上，给了我许多的关心和照应。

 

    他的去世，让我感觉我的故乡，又死去了一部分。之前，小城许多文化前辈的去世，都让我有这种心痛的感觉。

 

    由此，我想起了包括徐式文、邱自操、文宗愈、刘曙东、杨天其、杨守源、曾维厚等几位逝去的老前辈一样，他们都是让我最初体会文化之温暖和美感的领路人，是他们为我打开一扇奇异的人生之门。

 

    我永远都记得1990年11月25日，那一天，是我第一次正式踏上什邡文学殿堂的日子，当时我刚满21岁不久，正式开始创作的4个月零9天，接到文化馆邓亨禄老师写着绢秀字迹的邀请函，我足足激动了三天也快乐了三天，特别是得知自己的诗歌处女作《残冬之死》发表在当月出版的《亭江》上时，我的心情则更加激动。像一滴雨水急于扑入江河的怀抱，我热切地盼望着那一次“菊花诗会”。要知道，此前，我投稿了近两百篇，基本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回音。

 

    钱钟书老先生曾非常反对笔会之类的聚会，认为那是一群莫名其妙的人花些莫名花妙的钱然后聚在一起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对此，我是不太同意的，至少在29年多以前我是不同意的，因为钱钟书老先生并没有如我这样，像孤独的旅人独走夜路般渴望有月亮星星甚至荧火虫之类能发出些许光明的东西相伴的经历。因此，1990年11月25日那次“菊花诗会”，在我记忆中是温暖而亲切的，我记得那天开会的100多人中，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捏着一卷新作，脸上写着无比的虔诚，从早晨到下午，大家竹溪公园毗邻猴笼的茶园里喝清茶聊诗，没有一个像现在开笔会,一到就提议打麻将的。

 

    我就是在这次笔会上认识几位令我终生难忘的老人的，而且很多细节永远难忘。

 

    最早认识的是徐式文老先生，他当时头发还是花白的，精神特别好，他一面和各位新老文友打招呼，一面将一个自制的签名册送到后生面前，请大家留下名字。这几乎成为他的一种习惯，他像一个老农喜欢看新结的瓜果那样喜欢看到文学聚会上又多些陌生的面孔和名字。

 

    第二个认识的是邱自操老人，其时已年逾九十，是与会者中年纪最大的。他的身材很瘦小，样子有点像马三立，这也使得我每次看到马三立，就会想起他。邱老不像马三立般爱说话，他更多的是愿意听大家说，我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在诗会上，许多后生把自己写的新旧诗作送给他看，他都很恭敬地起立接送，十分谦虚而谨慎。事后我知道，老人年轻时就落下头痛的毛病，一生都在服用头痛粉，但从外表，无论怎么也看不出来他的痛苦。

 

    文宗愈老先生是个胖老头，头发几乎白完了，在我印象中，他既有扶掖后人的宽厚与仁爱，也有因为热爱古体诗过于的古体诗情结，在面对古体诗以外的其他文学形式特别是新诗时，他老人家常有一种难言的忧伤，我曾数次听他说：“为什么古体诗这么优美的东西就没青年人学呢？”这最终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一个隐伤。可惜他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如果活到现在，看到现在的小孩子们又开始喜欢古风，并且开始伊伊牙牙地唱起老诗，不知道分多高兴。

 

    刘曙东是写小说的，当时眼睛还残存有0.1左右的视力。只听说他的章回小说曾经被外地一家刊物看中，后来又莫名的丢失了，得了几百元补偿。他一直怀疑是编辑偷了他的稿子而耿耿于怀。据说他很勤奋，前些年夏天天气太热又多蚊虫，他就干脆用水桶装水将脚套住写。这个情节，成为我许多时候写文章坚持下去的时候的一剂兴奋剂，使我很多次冲过想放弃创作的关口。除此之外，就是他当年因为写东西被人整，落下一个自我阉割的毛病，有一次，我在茶馆喝茶，他让我进里屋去喝，我说外面亮些。这句话，差点把他吓出病来。因为当年，他就说过类似的一句话，被人上纲上线到“说外面亮就是觉得里面黑”，是想里通外国。

 

    而杨天其的出场则历来是震聋发聩的，常是声音比人先到，特别是开笔会的时候，每当堂上大家不发言快要冷场的时候，就会冲出一个声音：“我来说两句”，在这两句之后，便是对文学对川戏滔滔不倦的激情演讲。当时杨老50多岁，激情仍不输少年。而他这种激情和精力，一直保持到几年前因脑溢血住院脱险之后。我记得一个多月之前，在什邡罗汉寺的一次文友聚会上，他依然被激情胀红着脸，和我谈现在某些报纸取消副刊的不妥。临走时，又不知是第几次很真挚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平时工作忙，但还是希望你久不久回来坐坐回来坐坐”！不想那次再见竟成永决。

 

    杨守源老人当年随南下大军到什邡，并且扎根下来。老人一直为当年参与过将罗汉寺改为粮仓的行动而追悔大半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默默地在为庙宇的恢复奔走出力，并且用画笔，在庙里的墙壁上，将本县几大曾经辉煌后来消失的庙宇的图像画成巨幅图画。

 

    曾维厚老人，年轻时当房管所长，在住房极其困难的年代，这个岗位可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他每日里舌战群儒，极尽各种能力，将那原本不多的住房资源，尽可能合理地摆平理顺发放出去。故得外号铁嘴。我认识他时，他已退休，因为觉得我写的文字还不算昧良心，于是将家中收藏的已经绝版了的最老版本的文史资料送给了我，希望我能够为家乡写点什么……

 

    这些年离开家乡出门讨生活，整天浑浑噩噩于各种纷乱的文事和人事之中。家乡在心中，只淡化成一座陌生的新城。而只有那些熟识的名字，才使我对家乡保持渴望与期待。但可怕的是，这些名字正在无可挽留地消失，像家乡熟悉的那些老街。

 

    邱老和文老的去世，是我听人口传的，心中很遗憾，但毕竟因为交往不甚多，因此，哀伤感不是特别强，但心中也有一种说不清的难过，我知道，这种难过很难说不是一种同病相怜。之后，是刘曙东的去世，刘老当时的视力已严重退化几近失明，不能看书也不能写作。我知道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意味着什么，这使他的性情也变得很异常，在茶馆里喝茶也常会为些小事与人发生纷争。他究竟什么时候离开的我记得并不确切，只依稀记得96年某一天在茶馆里，他从很远的地方听到我的声音，就拄着一根大竿拐杖摸索过来，站在我面前良久，我们面对面，他摸索着我的头说：“很遗憾，现在你在我眼中只是一团白光了……”透过他酒瓶底一样的眼镜，我看见他的目光很浑浊，竟然有一些泪光。我当时还在想，对于一个交往得并不太多的老前辈，他与我的这次交流情绪是不是有些过了。但如果我知道那一面竟是永别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想。

 

    最让我难忘和痛心的，是2002年4月13日凌晨4点25分徐式文先生的去世。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情，既有执弟子礼的尊重，同时也有儿子对父亲的爱意。很多冬日，我就在老先生那间半万卷书的万石园书斋里，听他慷慨激昂地朗颂《沧海祭》，以作取暖。很多精神乳汁，也就在那一次又一次的文字和眼神的碰撞中流入了我的心田。这其中的一切，并非是一篇小文字可以记下的。

 

    曾维厚老人的最后一面，是在大街上见的。彼时，他的衣服背后，别着一个写着儿女联系电话的纸牌。这是失智老人的标配。他当时已认不得我了，这位当年口吐莲花言辞犀利的老人，竟与我连一句简单的告别也没有。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几位老人去了。对于一个依旧熙熙攘攘的城市有什么样的损失，我是估量不来的。但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个损失却是很显然的。徐大爷去了，再也没有人凌晨4点来敲我的门，让我在启明星和晨露之下分享令他昨夜无梦的诗情；杨天其大爷走了，再也没人冒着烈日从很远的地方来，把听到的新故事甚至一句不错的顺口溜讲给我，抑或自费掏钱把旧书摊上老文友们的遗作或古老剧本淘来送给我。而刘曙东先生的去世，使我的文章原本就不多的读者中少了一个听众，他生前眼睛失明后还常让人给他念我的文章的事让我听后泪眼朦胧；曾维厚老人的离开，让我再也听不到很多连书上都看不到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杨守源老人的离去，让我再也遇不到那位画好一幅家乡山水，就匆匆拿来给我看的大嗓门老玩童……

 

    这是一串令人怀念的名字。这也是一段令一个文学后辈必须焚香净手听着《大悲咒》才能记述的文字。他们是小城文化和良知的一个个传承者。他们的毕生，也许并没有做出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迹。但他们在这座小城中生过，活过，爱过也恨过。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记忆。使故乡在我心中无论再换二十茬房子或再换无数茬子的人也不至于变得陌生……

 

    如今，他们走了，就像一片天空中，飞过的一群鸟儿。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但我知道，他们，是我心中故乡的一部分。

 

    有种说活：一个人，如果还有人在想念着他，他就还活着。

 

    我愿意为我的故乡，再挽留他们一会。

 

    这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