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到“外婆家”吃饭，我必点的一道菜就是“油渣白菜”，其被“翻牌子”的几率，比“龙井虾仁”“炭烤扇贝”之类都高。朋友们时常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忆苦思甜”的胃。在他们看来，油渣和白菜这类东西，算是低贱之物，照理是上不得台面的。这并不是偏见，而是常识。

 

所谓油渣，就是猪身上的板油下锅熬炼油之后剩下的残渣。而白菜，则更无须我介绍，那是几十年前许多中国人耐以度过冬天的惟一一种蔬菜，它因多产而便宜，因便宜，而流播甚广。它与油渣的组合，堪称是讨口子嫁给叫花子，双贱合璧。

 

但口味这东西，自古都不是拿贵贱来分的。要不然，你就根本无法解释皇帝热爱猪大肠，大元帅喜欢烤红薯之类的奇葩事。所谓“各花入各眼，各味入各心”，萝卜白菜，各人心中所爱，皆是因为喜好而已，而这种喜好，有些是天生喜爱，有些则是习惯，而更有一些，与个人成长中某段难忘的经历有关。

 

我对油渣白菜的喜爱，缘于童年时代我那在屠宰场上班的二伯。在那个肉要凭票供应，不排通宵长队就买不到肉的年代，他的职业，为整个家庭都带来了不少便利，托他买点紧俏的肥肉，或偶尔抢到一点不要肉票的连肝肉，是大家最常干的事情。而他也乐于干这种事，以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因为这个原因，整个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虽然他脾气有点暴躁，喝多了就喜欢教训人。大家都将此理解为成功人士的必要性格，视受教训为满足油荤之欲所必付出的代价。

 

所有亲戚中，二伯最喜欢的，是到我家。原因之一是他觉得我和弟弟正处于长身体的年纪，需要增加一点荤腥。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妈做菜手艺好，不至于将他带来的肉和杂碎糟踏掉。

 

对于我家来说，二伯的到来绝对是一个节日。母亲会把平时舍不得拿出来吃的木耳黄花拿出来，配上二伯带来的碎肉或肝腰，炒出香气四溢的菜来。而这些菜中，最受二伯喜爱的，便是油渣白菜。

做油渣白菜，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手艺的。刀功无须讲究，白菜油渣，切碎即可；火侯则更是无从谈起，油渣白菜下锅翻炒，加水煮熟即可，讲究一点的，加几颗花椒拍半块生姜，起锅时丢几粒葱花和味精。不讲究的，放一小撮盐即可，这并不妨碍它以独有的肉气香遍半条街。那是一个缺油气的时代，“一家炒肉，半城飘香”的比喻，固然有些夸张。但一家煮油渣白菜，四邻吞清口水，却是不加修饰的事实。

 

由于二伯的职位所限，加之所求者甚多，他最能搞得到的，也就是油渣。这也就是油渣白菜上桌率最高的真实原因。有时，他来一次，用塑料编织袋装半袋油渣，可以让我们幸福好几个月。一碗酱油水，因几丝油渣的到来，而变得比鸡汤还美味。在我童年不多的温暖记忆中，一碗金黄的泛着绿葱和油珠的油渣汤，绝对算是最闪亮最芬芳的。

 

这个记忆一直保留到我参加工作并在孤寂的山区工厂里开始写诗，认识我的老师徐式文夫子。老先生和我一样，喜欢诗和油渣白菜。我每次难得回一次县城，都要跑到老夫子那深巷中的家里，在旧瓷盅和废酒瓶做成的蓊郁小花坛前，吃豆渣白菜，互念最近写的小诗，打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牙祭。

 

我的这个记忆，与另一些文友的记忆是有冲突的。在他们的记忆中，只有关于念诗和喝茶的记忆，很少有吃饭，特别是吃油渣白菜的记忆。反倒是老师母每一次在饭点到来前的局促甚至焦虑，让人记忆犹新。那时年轻，不知道柴米油盐的事，只觉得老师母歪（四川话严厉的意思），如今回想起来，依老两口被整之后扣得微薄的工资养活家里五口人，面对随时高朋满座饭点将近而无法大方地喊出“吃饭”的主妇，那种焦灼与痛苦。这种感觉，使我至今心疼并敬爱我的老师母——那位做得一手好菜，但常常要面对无米之炊场景的可爱老人。

 

我算文友中有福的，常能在夫子家吃到白菜油渣。这可能与我年轻时不谙世事且脸皮厚不知进退有关，更与夫子怜我有一颗热爱文学的心有关。我也因此体验到夫子家独特的烹饪方式，通常，他会把一个月的肉票，买成一块猪油或肥肉，把它们切碎熬得半干，然后与油一起，舀入坛子中，冷却后密封起来，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遇心情好或心情不好，或家中来客之时，舀一勺出来煮菜、下面或熬汤。把原本一顿就能享受完的荤香之乐，拖到一个月甚至更长。这种方式一直保持到肉票作废，人们渐渐从抢肥肉到争瘦肉，老夫子再也不用为了买便宜2分的米，拎着口袋从西城逛到东城，然后再扛着20斤米回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