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人们对童年的清晰记忆，至多保留在5岁之后。5岁之前的记忆，则是浑沌一片，全靠父母和长辈们偶尔的打趣聊天，或我们生儿育女之后，从蹒跚的孩子们身上去重新补上那段空白。老天爷让我们当父母，大至也是这个道理。

 

我6岁以前的记忆，几乎就是一团浆糊，虽然母亲和姨妈们多年来重复循环讲过的童年趣事中，我是那么聪明伶俐讨人怜爱，什么出生三天洗澡时就能抓住盆沿把盆子带起，三岁就能唱整段的李铁梅，我都完全没有印象。唯有一点记忆的，是4岁那年我弟弟出生时，大人们把我带到保健站四合小院里，我看到一个红红的小家伙睡在妈妈的旁边，本应是我的位置上，我内心充满不平和愤怒。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我每每想起，都像刚发生不久一样，我甚至能回到那个燥热的下午的每一个细节中。这件事的主角，不是我的亲戚和长辈，而是我童年时代噩梦一样的存在——妈妈所在的街道卷烟厂负责人刘胖子。

 

作为一个管理着百十来号婆婆大娘的企业负责人，刘胖子在我和小伙伴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大首长，这个印象，首先来自于我们的妈妈们，这些在我们面前强硬凶悍的女人，说起刘胖子时都是敬惧有加，她们的生计和生活质量，完全决定于刘胖子的一句话，开除谁不开除谁，谁做轻活谁做重活，全凭她的眼色和心情。因为有这样的权力，刘胖子就变得更凶悍更跋扈，时常像周星驰电影中的包租婆那样无事生非，把手中的那点小权，耍得跟金箍棒式的，以便从人们谦卑和隐忍的表情中，找到存在感和权力快感。

 

那个时候，卷烟厂办了一个幼儿园，这是我整个童年时代惟一上过的幼儿园。这个所谓幼儿园，只不过是找了一间闲置的库房安了几张闲置的桌子找了两个不太做得动活的闲置老阿姨，把平时跟妈妈来上班的散乱孩子们归置到一起，以免影响生产。那个没什么玩具也没什么书的幼儿园里，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扫地，因为每次扫完地，老阿姨就会把印着“值日生”三个字的红箍戴到我的手臂上，像荣誉奖章一样，而且允许带回家一个晚上。这是我的幼儿园与别的幼儿园惟一相同的地方。我戴着红箍，像穿上新衣一样高兴，恨不能将它顶在头上，让路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这点小小的荣誉感，让我从小养成了在学校热爱劳动的习惯，一直到小学初中，每学期结束，老师写总结，实在想不出我有什么优点时，总能灵光一现地想到：“热爱劳动！”

 

时间很快就来到记忆中那个燥热的下午，我和小伙伴们正在莫名其妙地爬上桌子又跳下来地表演样板戏中的飞跳场面。一胖一瘦两位老阿姨捏着蒲扇闹中取静地睡得憨口水直流。只要我们没有整破自己和别人的脑袋，她们通常不会醒。这个时候，刘胖子来了，一脸稀有的笑容，眉眼弯弯像熊家婆式的。她举手示意大家别吵，事实上，这个动作纯属多余，因为她一来，整个房间都像玩木头人一样，一二三都定在那儿了。可见，这些孩子中，少不得从小就有被妈妈用刘胖子吓大的，夜哭或不听话，说一声刘胖子比喊狼来了还管用。

 

刘胖子对自己在我们面前的威力很满意，得意地向我们宣布，在厂子后院，拖拉机拉来了几车砖，这些砖，是用来修幼儿园的，所以，小朋友们也要出点力，去尽义务把砖搬回来。这是个光荣的任务，大家一定要认真完成。

 

我们一个个像电影里的战士一般，敬军礼，大的五六岁，小的三四岁，花花绿绿地来到后院山一样的灰砖前。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刘胖子之所以启用我们这帮小小搬运工，是因为厂区门太小，拖拉机进不来，对方要加搬运费，刘胖子不干。让我们的妈妈们来搬，会耽误卷烟工期。就在她焦灼的时候，库房幼儿园里喧天的闹声吸引她看到永动机一样的我们。她脑中肯定小铃当一响，想起了蚂蚁搬大象的故事。这几十个精力过剩的小家伙，威力肯定比蚂蚁大啊！

 

小小的砖头对我们来说是沉重的。但一想着不用再在那没有窗的“教室”里呆，我们就异常兴奋。它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和妈妈无数次用羡慕的眼神看过的机关幼儿园，窗明几净的教室，干净漂亮的老师和同学，有书有玩具甚至还有木马和滑梯。我们没进去过，但远远望去，宛若天堂和美梦。那是惟一一个让我想把自己手上戴着的值日生红箍藏起来的地方。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拥有那样的幼儿园，我们手上的每一块砖，都是它的一部分，那样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我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这份对幸福的盼望感，别人每次搬一块或两块，而我搬4块，我总觉得，每搬快一点，新幼儿园就离我更近一点。为此，肚子和手磨破皮，下巴和头发上都沾满灰也在所不惜。大多数小伙伴跟我一样，有的甚至被砖夹了手，刘胖子在一旁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轻伤不下火线”的口号鼓励他们，他们连眼泪都没好意思掉，擦擦手烂着脸，又重新投入到搬砖的“战斗”中。

 

我们虽然个头小，但战斗力惊人，不出三个小时，一大堆砖就成功地横移了三百米。大家的脸晒得红红的，上面挂着灰和汗的痕迹，但内心却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之后的几天，施工队进场，我和小伙伴们就看着那一堆砖在泥瓦匠叔叔们的手中飞舞着，挂上砂灰砌在一起变成墙和梁柱，又看着木头房梁吊装上去，檩和瓦安上去，又高大又漂亮。

 

枯燥的建筑活，因为有了关于幼儿园的念想，而变得像一出趣味盎然的戏剧，我们常常在不远的砂堆上，看着工匠们劳动，那个建筑工地，成为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它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名字：“我们的幼儿园”。

 

经过两个多月的盼望和等待，工程终于结束了，一座补轮胎的橡胶车间肮脏而傲慢地耸立在我们面前。机械工人们来叮叮当当安机器时，我们还以为那是什么新型玩具，直至它冒着黑烟散着臭味发出可怕的嘈声，我们才确定上当了。大家都愤怒地瞪刘胖子，刘胖子忙着接待来剪彩的领导，没空理我们。她压根已经忘了这群孩子曾经搬过砖，更不要说那句如一口痰样随口吐出的谎言。

 

这个谎言可能是刘胖子人生中无数谎言中极小的一个，但却是我遭遇的最大的一个。虽然之前也听到过“你是妈妈从河里捞的”之类谎话，但杀伤力远没有这么大，因为这是用我在乎的梦想在撒谎，而我竟傻呵呵地深信不疑，并充满无限神往。

 

这是我童年记忆深刻的事，它让我过早的懂得，说得好听与做的实在之间必须要有联系，才会有意义，否则就是赤裸裸的骗局，而那些天天拿美好蓝图来忽悠你，却暗地让你吃亏的人，大到空谈主义的政客，小到用情怀代替工资的商人，都是值得警惕和远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