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逃犯当上演员，逃犯当上知名住持，逃犯当上考古学者之后又一“拍案惊奇”，虽然一家县级市党校的副校长比前几者无论在知名度还是社会影响力上都有些差异，但前几位所在的行业，入行监督都相对宽松，而副校长毕竟是进入体制内的一个职务，无论其进入的审查还是升迁的监督与考评，都应该严格得多。

　　但“艺高人胆大”的史宝月，愣是将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为可能。他13年处心积虑地重塑自我的行动，包括漂白身份、瞒住追逃公安机关、哄过曾经辗转就职的多家媒体，取得各种身份和荣誉、得到提拔重用他的一级组织部门的信任。这其间需要度过的关口有多少？光是制作全套身份，就需要从身份证、户口本，到学历文凭、档案，再从姓名到年龄甚至邻居，熟人或证明人介绍人之类的全套设计和施工。这恐怕不是哪一家制假的小贩或公司敢承担的业务。

　　行文至此，不由得有一个荒诞的念头出现在脑中——假如史宝月13年前没有犯下重案，不是“收网行动”对象，而是乡间一个发了些财想重新开始体验另一种人生的商人，或是一位游荡于明规则以外的漂亮女子，或是一个拥有天生好爹而不思念书的后生。这样一系列令史宝月扶摇直上的漏洞，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这种假设，其实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现实存在的危险，它直接造成的就是机遇不公平的问题，不久前曝光的引起极大民愤的“神女”或学历造假的各类达人给政府的公信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便是例子。这也就是某些人叹息现在大家生活越来越好而不满却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机会的不公平，造成了“卑鄙成为卑鄙者通行证”的吊诡局面，这种情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当然，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看，认为史宝月用假身份在各种单位取得各种各样的成绩，既证明他本人确实也有一定本事，同时也表明，当下社会的发展与开放度，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但这种开放的前提，还是应该建立在严谨而审慎的基础上，这就如同一个合格的过滤装置，既不能僵化到完全堵死不让任何水流过，也不能随意到泥沙俱下什么水都放过，更不能坏到只放坏水不放好水的地步。这其间的辨识分寸和尺度，既考技术，又考规章原则，更考良知。

　　值得欣慰的是，从新闻报道看，史宝月在他的新履历中，没有继续为恶干出更大的坏事为自己罪上加罪。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谁又敢保证，每一个侥幸钻过漏洞的人，都有这种自我约束的定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