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让此前被媒体和各种小道消息甚至怀着各种心思编出的各种段子组成的喧嚣，尘埃落定。各种与莫言和文学相关的话题，将民众早已远离的视线，又拉回到中国文学身上来。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们，再一次通过热点事件，受到公众的关注。很多从不知道莫言的人或很久不看文学作品的人，表示打算去找莫言的作品来看看，这对已边缘化的当代中国文学，无疑是一个机会。

　　不管支持者的兴奋还是不满，已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这就如同一座山，原本已在那里了，你可以说喜欢它或不喜欢它，但并不可以说它不存在。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莫言的获奖，并非如他的笔名的含义“不说话”而获得的，相反，莫言被世界认可的，恰恰是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事件和问题，没有采取沉默的态度。当然，他的“言”的方式，不是一个社会评论家的状态，而是一个作家的方式，而作家的言说方式，就是文学的方式。而这，恰是当下被“穿越”“玄幻”和“新鸳鸯蝴蝶派”等商业文化占据的文坛所稀缺的。像《蛙》这样反思计划生育的题材，很多作家，编辑和出版者，甚至连想一想都会倒抽一口凉气的。

　　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有他深深爱着和恨着的那片故乡土地；有以那片土地上人们喜怒哀乐为细胞折射的中国人生存状态；有中国近现代史上人们经历过的种种灾难和苦痛；他从不回避苦难和悲伤，也没有刻意去掩饰我们民族自身的落后和局限。他笔下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下，苦着累着欢喜着和伤感着的生命，终究不失红高粱和血一般鲜艳的张扬生命激情。这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非独有，但确实也算得上是稀少和珍贵的。他的作品能够与读者见面，也确实是当下近乎于严酷到杯弓蛇影般的出版界的奇迹。

　　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最让人难忘的，并不是光艳伟岸的大人物，而是那些鲜活着构成历史的卑微生命。那些喝着高梁酒拿起土枪和土炮向日本人发起自杀性冲锋的乡民；那些被政府强令种下蒜苔但最终卖不出去不得不扔在路上任车碾马踩的农人；那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送去人流而死去的生命的纠结与呐喊；那些在“自然灾害时期”如风中草芥般消失的生命，那些把贪来的赃款赃物藏在密室里慢慢欣赏不敢拿出来示人的干部……这些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的表现方式变得魔幻了。“被魔幻”既是莫言的一种创作风格，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自由创作状态下的被动选择。

    很多年来，我一直被他小说中一个情节折磨——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个老人为了让小孙子能活下去，去牲口棚偷吞饲料然后回家呕出来做给孩子吃。这样的场景，令读者感到震撼和伤感，这样的作家，应该是值得尊敬的。这样的作品，只有经历过苦难并敬畏着生命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相比于其他许多经历了苦难但终究没有写出一篇对得起所受的那份苦难的所谓作家们，莫言所获的尊敬和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他对得起刚当兵时吃下的那十八个馒头，以及陪伴他一生的饥饿感觉。

　　虽然，莫言对苦难的描述，更多的还停留在展示层面，更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析苦难的原因和根治的方法。用一个政治家或社会学家的标准来要求一个作家，也未免太过于苛刻。但这也是他必须要坦然面对的，因为人们对他的各种期待，决不仅仅是对他的，而是对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了。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间断无休止地期待他针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有问题发言，而他，也确乎应该珍惜难得的话语权，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当下的中国，说真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也更需要不必忌惮收拾的名气。这一点，很多已成名的人物，起的范例是很差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