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近3年，88%的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亲、母亲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教育专家纪宝成说，“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据《中国青年报》）

　　纪宝成先生举“市长书记们的孩子不上职业学校”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职业教育发展的难度和需要解决问题的近切性。它很现实地把职业教育的尴尬处境，直观地摆在了面前。经验告诉我们，要看一件事情的真实状态，须看的不是主张者们是怎么说的，而是看他们怎么做的。如果一个领导，天天都在讲种蒜苗的好处，而让亲戚和家人都悄悄种了梨，那么，别人怎么看？他所宣扬的东西，还有多少可信度？确实就是个问题了。在一些国度里，宣扬自己所不信奉的东西，是做一切恶事的前提，足见言行合一的重要性。这一点，很多人应该有切身体会，某些叹息自己说的话老百姓连一个标点都不信的人，应该深刻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除了在传播学方面有一定意义之外，其实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并无实际价值。远不止职业教育这一项，比此重要的想必也有很多，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为表重视，而让娃娃去干这个，那得要多少娃娃才够哦？显然，纪宝成先生这么说和记者先选此话给文章起标题，主要还是想使“职业教育”这个不太热门的问题，变成一个受关注的热点。事实上他们做到了，此新闻因此成为热点新闻。

　　但是通过这样一声吆喝把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接下来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当下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真问题？是什么阻碍着它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这个问题，不论市长和书记们的孩子是否接受职业教育，都必须认真分析。

　　当下，阻碍中国职业教育的槛，一共有以下几个。其一，是身份槛，职业教育无论是从入口到出口，都受着很直观的另眼相待。从入口来讲，中考时，重点高中、普通高中优先录取，剩下的去读中等职业学校；高考时，一本、二本、三本批次录取结束后，才轮到高等职业学校录取；从出口来讲，职业学校出来的学生出校门基本是技工，其受尊重程度和上升空间都非常有限。这样的格局，直接涉及的是制度设计本身。一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国度，产业工人和技术的声誉和地位如此之低，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要知道，在这里，八级技工的收入曾与大学教授享受同等待遇，工人农民和军人都曾受到尊敬，劳动曾受到真诚而不是讥笑的褒扬。但这似乎已是过去式了。

　　其二，重视职业教育喊了几十年，职教毕业生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却层出不穷。比如，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录取制度不准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比如户籍制度不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大城市落户。一进职业教育，基本就将自己打入到了进入许多领域的禁区，这样的设计，很难说是公平。考不考得上，得看本事，连考的机会都没有，那算什么？

　　还有诸如人为隔断的职业晋升制度、职教投入缺乏制度保障、职业院校因投入所限造成的教学硬件和师资力量的短缺和粗陋、一些职教机构在师资和生源条件限制下的自暴自弃与短视，都造就了职业教育的种种难题。这也决不是几个市长书记的娃娃来就读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全社会全方位重视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劳动人才的资源积累，更涉及教育的公平，还涉及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更涉及到社会长久的安全与稳定。当80%来自农村的学子，注定只能为80%来自城市的名校学子打工，这种模式凝固下来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