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几起事件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其一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沈阳和长沙的讲演会遭遇抗议，一些人在网上网下一片诅咒和叫骂；另一起事件则是北大教授孔庆东在网络上骂前来和他讨论其诗歌“格律不对”问题的网友为“狗汉奸”，被海淀法院一审判决其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元、给付公证费1000元。

　　在这个传播越来越方便的时代，人人手中有微博、有论坛、博客和麦克风，每个人的表达能力和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珍惜并表达自己的意见？通过表达和传播，更大可能地传播我们对社会的想法和观感，以取得更多人的认同，并由此将社会向“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推进，这应该是一种通理。
　　无论自我定位为什么样派别的人，其发表见解和想法的基本初衷和流程，大致如此。只是某些人更注重于对平等的追求，某些人更看重于自由，某些人更注重于精英对社会的引导，而某些人更注重于发动群众，有些人更看重效率，有些人更看重公平……这些观点，大多数是可以共存，并在不同的层面里展示或影响社会的某个方面的。

　　如同盲人摸象故事中盲人们对大象的认识一样，摸到耳朵的和摸到鼻子的，摸到腿的和摸到尾巴的，在各自的视角和点位上发现了问题的一部分。而如果他们感觉自己独家掌握了真理，且必欲将别人的看法踢翻打趴，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客观了解真相的机会，甚至会在误区里越走越远，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应该承认，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中，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认知的局限性，而又放大了表达的愿望，直接导致社会各阶层和意见群落的对话空间逼仄化，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的辩论场，大家带了嘴而不带耳，只想表达而不听取。而表达，又以情绪化表述为主，许多问题，从情绪始，到粗口终。如同互喷污泥，都搞得臭烘烘的，对弥合共识断裂层，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直至不同意见的人见面，你骂我为某奸，我骂你为某奴。用最恶劣的辩论方式——即断章取义地简单化对方的观点；造谣诬陷对方的人格；然后动之以粗口与老拳。这种方式所通向的，便是突破法律底线，危害社会安定，催化族群分裂。其害处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因此，大家应该珍惜自己发言的权利和机会，以理来服人。如果一个人内心有值得坚持的正当信仰，是不需要用过激的甚至丑陋的手段去表达和维持。而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骂人或打人，已是绝望和崩溃的表现，这对表达自己的主张，特别是辩论参与者以外的观众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主张，影响很大。如果一个人内心有值得坚持的正当信仰，是不需要用过激的甚至丑陋的手段去表达和维持的。

　　行文至此，我猛然想起几天前在成都人民公园看到的景象：在那片城市中心难得的绿地上，挤占着几十家老年乐队，大家的巨型音箱和卡拉OK机间隔只有几米，大家都在拼尽全力地唱，而不计较和听别人的，于是，整个公园就变成了一片混沌的炸响地，谁也听不清谁在唱什么，大家只有不断地增加音量，直至所有路人，甚至小鸟，都不敢做半步停留。

　　这让人想起了微博，和某些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