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新闻人物，是一个叫小龙的少年。说起这个太过于普通的化名，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但如果说他就是陕西彬县广场杀人案的主角，你也许就有些印象了——他带着几个小兄弟，无厘头地杀死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流浪汉，只是为了练习抢劫的胆量，而抢劫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想筹集一笔路费，到北京打工。

　　这是一起令人骨冷的杀人事件：几个最小13岁最大16岁的孩子，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去实现一个众人看来平常但在他们看来却绚烂的理由，干下了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让人感觉冰冷和可怕的，不是他们懵懂的行为，而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们唯一的策略只有一个：“撂倒”——见谁有钱就“撂倒”谁。这个“撂倒”可不是普通的“撂倒”，而是杀人的另一种表述，在这个看似简单的说法背后，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无论对法律还是对生命的漠然和冷酷。

　　如果说蠢事是青春期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每个时代的孩子，都曾经有过惨烈而悲痛的案例。但彬县小龙们的案例，比之于包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内的各种杀人案，又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是发生在“留守儿童”逐渐长大成为少年和青年的年代，这一群体的年轻人的人生，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具备许多以往完全没有的时代特征。

　　他们的人生特征之一，是生于乡村或小城，那里原本就不多的资源各归其位地被先行者占有，“连到煤矿上班也得凭关系”的状态，基本断绝了他们向上的人生路径；他们的特征之二，由于唯高分和升学率为考量指标的教育，让这些本来更应该受到教育的差生，早早地脱离学校。使他们无论对生存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规则的认识，都处于空白状态，加重了他们的弱势；特征三，这些孩子从小处于“留守状态”，父母之爱的缺失，导致了他们对人间温暖和亲情的感知缺乏，严重的会导致人格的缺失甚至扭曲；特征四，他们从小受到的“出息”就是“离开”的价值观，“远方”向他们展示了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这种被想象放大的“美丽”与同样被情绪放大了的现实的“不美丽”形成的反差，是他们的焦虑之源。

　　以上几个特征，构成这样一个逻辑通道：一群被远方诱惑的少年，在逼仄的现实环境中焦虑着，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生存技能又偏弱，使他们通向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的路充满艰难。而为了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们于是用了非法之法。这个通道背后，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即：这样的少年，不是个别和少数，也许还有人会走出最极端的一步。这是社会建设过程中，一个不容再忽视的问题。

　　□曾颖（作家）

　　■ 网友说

　　@泡杯红茶V：对少男少女们来说，当学校的大门紧闭时，监狱的大门就都敞开了。

　　@彬县中学：我一直觉得我们这里的发展太畸形，明明义务教育，但教育只退不进。因为煤矿的缘故，很多人眼里只有钱。加上外来人员对彬县资源的掠夺和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很难让人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红色钢铁：那个小龙简直就是一个辍学版本的我。来北京之前，真正能鼓励我努力去做一些事情的信念其实只有一个：离开这个地方。我和他唯一的区别只是：被生活放在了不同的道路上，最后我拿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而他没有。

　　■ 采访者说

　　“远方”的诱惑

　　他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事先采访了认识他的人，说他高高瘦瘦，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看上去很狠”，剩下的描述都对着呢，可他明明跟我一样高。

　　作为他们那个小团队的“二哥”，与他身份最不般配的就是声音。他说话声音还不如关门的声音大。采访他那天，外面正搞活动，所以我一边听着他蚊子大的声音说话，一边听着窗户外面震耳欲聋的鞭炮。

　　我听他讲为什么杀人，听他讲为什么不去上学，听他讲怎么去北京打工，只有在讲到北京的时候，他阴沉的脸上似乎明媚起来，他用普通话告诉我，他很喜欢北京。当然，尽管他需要住地下室，尽管他被人骗，他说，他做所有事的目标，就是为了去北京打工。

　　每天采访奔波在县城路上，我都在想，少年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地方，让他这么想要离开。

　　身后每一片水泥地都有一个清洁工打扫，叫做城市；向前奔跑，大地都被煤渣染成黑色的地方，叫做农村。

　　少年的家，在只有泥巴路的乡村。我本以为如果可以拥抱自然，应该会感到安逸和平静的，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当我到达种满玉米和苹果树的农村时，我反而感到一种不安全感，没有出租车，没有公交车，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车。

　　那种不安全感也许来自不熟悉。那里什么都没有，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熟悉的事物都没有，没有博物馆，没有剧院，没有学校，甚至没有书店。少年在走出村庄之前没有见过地铁，也没有见过电梯。

　　所以，当我回到西安的时候，我竟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看到高楼，看到星巴克，看到地铁，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竟然感觉到了一种安全感。

　　这种安全感，让我感到负罪，让我感到可耻。我想到了这些少年，相对于他们而言，有个世界的确把他们忘记了，而他们努力想要进入的途径，却那么远。

　　□李斐然（中国青年报记者，《彬县少年杀人事件》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