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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发生黑监狱黑保安等恶性事件。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点对点”通报制度,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受访专家表示,这种做法将抑制拦访、截访等问题,并建议一直推行到县级政府。(据《新京报》)


  “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类矛盾凸显,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制度设计的初衷在未来执行的过程中,不仅未能得到较好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来了反向的激励作用。为了消除排名压力,各级地方政府可谓是绞尽了脑汁,要么是息事宁人,放弃原则地对信访民众进行收买或欺骗,要么对其进行打击和迫害,由此产生了许多的信访案件。这些情况,都是使结果走向了制度设计初衷的反面。

  对于取消“信访排名”,鼓掌惊呼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认为是一种进步者有之;感叹压力消除并认为未来政府部门可以做访民实实在在工作而不用去操心公关工作者有之;担心排名取消没有压力之后,民众的意见和困难失去救助通道者有之;而更有疑虑者认为,取消“排名”不如取消“信访”,因为多年的实践证明,信访的人治色彩与法制社会的建设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兼容,而真正长治久安的永久安定之策,还是加强法制建设,让人民群众感觉遭遇不公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找法律,而不是找信访。而信访的存在本身,就是表明,在这套社会体系之下,有无数种力量,都比法律更大。可以说,信访的兴盛,是不利于法制建设的。法制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未受到应有的遵守和敬仰,既是信访兴盛的因,也是它的果。如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信访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将得到根本的改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重建法律的威信”这看似轻巧的结论,实施起来,却不并不容易。法律,无论是在面对政府部门,还是面对访民,都未占据它应有的位置并起到他应有的作用,大家根本不信它。首先,在政府实际工作中,轻视法律或任意释法的违规违法行政时有发生。如果一个地方或部门出现贪腐主官,则法律被践踏和扭曲的情况就更容易发生。某些利益机构,既是行业参与者,又是行业法律法规的制订者,从源头上,将法律绑架在其自身利益的战车上。而从访民的角度,不愿或不敢轻信法律,他们要么认为去法院打官司是很耗时耗钱耗精力的麻烦事,要么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很多人宁愿找关系,也不愿意找法律,法律不被理会,是建设和完善法制的巨大障碍。

  取消信访排名,从客观上将为信访松绑,使各级政府部门在面对访民时,心态上会发生重要的变化。这有利于其心平气和地处置相关问题,而善意和平和的处置方式,对缓解上访者的焦虑,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二者的良性沟通可能进一步加强,从根本上解决危及社会稳定的各种疑难问题,是大有可能的。但也不排除某些机构和部门,在压力消失之后,对信访工作失去应该的重视,甚至采用“爱谁谁”的放任态度,也不是不可能。因此,这项工作的改变,其效果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但有一点需要肯定的,那就是取消“信访排名”,决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结解决方案,它甚至说它向“解决”迈了一小步也很勉强。面对当下转型时期汹汹而来的各种巨大矛盾,如果不从权力的来源(即权为谁所授)、司法制度的根本改变(司法独立)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着手,而从表面化的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改变,都只是隔靴挠痒的门面功夫,如锯掉箭杆就以为治疗到了病根,只是个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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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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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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