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还在当社会新闻记者的时候,有一天带着实习生小梦出去做个专访,我们一路说着各种新闻和旧事。小梦这个从山里来的女孩既有着乡下孩子的朴实,又没有那些自幼留守在家的农村孩子们对一切都充满恐惧和迟疑的自卑感。她的理想,是好好实习,争取能在媒体找到工作,然后买个小房子,把妈妈接进城来。她说出这一系列愿望时,神态生动得像一只刚充满了电的玩具兔子。
我知道她这些不算巨大的愿望的难度,但不忍心说出半句有可能泄气的话,一任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麻雀,把那些小小的愿望,叽叽喳喳地撒落一路。
经过一家儿童服装店时,小麻雀像被定身咒困住一般,突然不言语了。
击中她的,是橱窗里一条白色公主裙,洁白的真丝做主体,衣领、袖子和下摆镶着银白的蕾丝,腰上是一条像银子做成的银灰色丝带,旁边放着一顶珍珠镶成的公主王冠和一把镶着红色宝石的小魔杖……
小梦的眼里淌满了泪水。
真是多愁善感的年纪啊!一条小小的公主裙,都会变成一场稀里哗啦的愁思。
我在心里暗暗慨叹。
之后的半个小时,小梦一直没说话,仿佛那条公主裙剥夺了她的话语功能。
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面带泪痕的小女孩在街上走,是件极其别扭的事情,轻则容易被人看成买了别人的花不给钱被追债;重则可能被人疑为诱拐少女。这两样都不是我所喜欢的,因此我决定说点什么,打破僵局,于是问:公主裙……有故事?
小梦点头。
想说说吗?
我承认自己有好奇心,而且是高于一个记者的好奇心更多的八卦好奇心,于是试着问她。
也许是因为平时我们相处不错;也许我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和肚子有容易让人相信的亲切感;也许她此时恰好想说点什么,小梦没有避开,而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她父亲有关: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快过春节的时候,一连三年都没回家过年的爸爸回来了,给全家每个人都带回了礼物,我得到的是一件漂亮的公主裙,妈妈嗟怪爸爸,说穷家的孩子,怎么好扮成一个公主,爸爸说:每个女儿都是爸爸的公主,她落难来到我家,我就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她,她穿这条公主裙,当之无愧。
可惜那时天气还冷,不能穿着那条漂亮的小裙子到村里疯跑。除了在被窝里试过无数次之外,我只能眼巴巴盼着夏天来临。
那个春天像恶作剧一般的漫长。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一个连续三天都出太阳的日子,我装出一副热得要吐舌头的样子,堂而皇之地穿起了那条白色公主裙。那天的风很凉,但却挡不住我的兴奋。我背着书包,被风捧着一般从家里飘到学校。那条裙子,让包括教室和同学们在内的所有东西变得黯然失色。
那时我不懂,自己的灿烂会成为一种莫名的伤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见你鲜花一样明媚地盛开,相反,这种盛开,会反衬出别人的暗淡与失意,引出的不舒服会造成一种伤害。
小伙伴们表面啧啧称羡,背地里却出言不爽,特别是几个平常觉得无论是相貌还是家境比我好的女孩子,则更是暗暗咬牙。这个说:垃圾佬的孩子,也敢穿公主裙,兴许是垃圾桶里捡的吧?说不定是死人穿过的哦!
那个说:该不会是偷的吧,一百多元一套呢?他得收多少垃圾?
还有人说:这么冷的天,穿公主裙,也不怕感冒了!
她们甚至有人以夸奖的名义,来仔细查看裙子上是否有二手货的标签,或干洗店里挂着的标记。还有人干脆用沾过墨水的脏手,来碰我的裙子。
我永远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漂亮的裙子,对大家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她们不会为我的漂亮而感到高兴呢?这个疑问直至阿花的爸爸给她买了村里第一辆电动自行车,我心中隐隐产生了“她不配”的感觉时,才隐隐找到答案。
那天晚上,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需要动用长途电话,他赶到公话超市时,已是气喘吁吁。在听完我哭诉的小伙伴们的种种疑问之后,他语调平和地说:孩子,那裙子不是捡的,更不是偷的,也不是买的二手货,那是爸爸几个月年没吃早饭,给你买的!
我当时抱着电话,哭得跟死了娘一样,吓得代销店的老板以为我家遇上什么大灾。父亲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说:孩子,你是公主,落难到了我家,我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你!
从那以后,父亲没再给我买过公主裙,但他一直用他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标准,一路保护我读高中,考大学,在众人“让女儿读大学相当于给别人的猪喂饲料”的嘲笑声中,让我走进了大学校园,他也因此从收垃圾改行到挣钱更多的采石厂,在我大学行将毕业的时候,查出尘肺病,并在不久前去世了,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最好的东西给我,而对于一个穷人来说,最好的东西,就是那条命了。
小梦讲到这里,已泣不成声。我眼前晃过的,是那条白色的裙子,和父亲快要咯破肺的咳嗽,夹杂其间的是他那虚弱而坚定的声音:每个女儿都是爸爸的公主,我要把最好的给你!
想到这里,我,一个四十岁,自许见过太多大场面的老记者,在大街上,像个孩子般咧嘴哭了起来。
城市在哭声中,如一团泪光一般消融得无影无踪。整个世界,只有一条白色的小裙子,随风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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