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是我人生最低谷。那一年，我高考落榜，虽然当时高考落榜的是多数，而且就算报考公务员，高中文凭就可以了。但不能继续读书，终归还是一件令人不爽的事情，特别是一个平时成绩还不如我的小姐妹居然考上了大学，她妈妈逢人便发糖的欢乐深深戳伤了我的父母，那段时间，父亲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堆放过期的臭肉。

　　应该承认，高考失利对父母的打击远胜于我。因为这个原因，在讨论是否复读和重考的时候，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不再复读，我不想将痛苦拉得如同泡泡糖一样绵长无尽期。父母在摇头叹息完之后，将希望和注意力都转到了即将读高一的妹妹身上。我的哭丧表情和悲催情绪，也瞬间找到了下家，毫无保留地转移到妹妹脸上。

　　对于未来，我心中已暗暗地画下一个图谱，我准备像堂姐那样去报考公务员，她前年考上检察院，穿上那套深蓝色制服，显得既英武又帅气，她一面工作一面自考，已经及格四科了，很快就能拿到大学文凭。而在等待考公务员的这段时间，我完全可以找个临时工干干，打发穷极无聊的时光。我的这些打算，当然不会对父母说，因为我知道，以他们对我已降到最低的评价，实在难以给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肯定意见。就像最严厉的艺术评论家面对自己最讨厌的画家那样。

　　我通过同学的父亲找到一份银行的临时工，那时的银行正处于疯狂拓展阶段，每条街上都势不两立地挺立起各家银行的储蓄所。这些小庙一样的储蓄所通常二到三个人一间，以极其低廉的工资和渺茫得近于无的“转正机会”维持着招徕像我这样刚出校门的年轻女孩子。

　　父母对我的选择尽管不屑，但也没有多少言语。我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沉默，还是从此走入淡然平和？我只知道，没有无微不至无所不管的关心，我感到万分的轻松与自在。但我不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让一对历来对孩子指手划脚惯了的父母从此对孩子淡然处之，比让一列巨型火车不滑行地停下来更难。他们对我的隐忍和短暂放任，其实是在等待我犯错，并用这个所谓的错作为依据，否定我的选择，并认定我自己想走的人生道路是多么荒唐，进而让我对他们当初的一切干涉抱以顿悟和感激。这个道理，直到多年后当了妈妈之后，才恍然明白。

　　他们要等的所谓机会很快就来了。

　　当时的银行，是年轻人聚居的地方，单位为了增加凝聚力和员工归属感，经常搞些联谊活动。最简单实惠的，就是办舞会。一台录音机两个外接音箱，再加一盏球形宇宙灯和星星灯，就可以一劳永逸且不花分文地把活动搞起来。当时的舞会，并不像现在，只有老头老太太参加，而是青年男女们的最爱，是陌生男女们不多的认识与交流机会，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爱情故事，都是从一场舞会开始的。

　　要办舞会，先得扫舞盲，就是把身边不会跳舞的人们一个一个挨个地教会。那时的交谊舞就是三步四步，后来为了让舞盲们易学，甚至简化成两步，也就是踏着音乐节奏走路而已。还有一种快节奏的舞，类似于后来的迪斯科，但是要严格地按步法走，以整齐为看点，叫十六步舞。当然，也有年轻人跳登山步或抽筋舞，但通常会被当成不正经的街娃。

　　跳舞是那个时代男孩子和女孩子们牵手或搂抱惟一的合适借口。青涩的年轻人们左手轻握，右手小心而胆怯地搭在对方胳膊或腰上，或仅是象征性地捻着对方的衣服，那种愉悦和战栗感，是我们那个时代很多人对异性身体最原初的感受。这是一种蜻蜓点水式的感觉，既朦胧，又短暂，而且飘渺，但又非常美好。即便如此，很多人对此感到恐惧甚至仇视，老头老太太们，将其称之为抱腰舞，其鄙夷情绪，等同于淫乱。而许多年轻人也对此充满了疑惧感，只敢和同性跳。于是舞场上便大规模出现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抱着跳。还好当初没有“搞基”或“拉拉”之类的概念，要不然场面会更尴尬混乱。

　　那时，各单位搞舞会也成了一种时尚，通常是一家单位办舞会，全城年轻人齐上阵，巨大的灯光球场人山人海，口口相传召引来的年轻人，在当时热门的琼瑶电影主题曲伴奏下翩然起舞的场景只可以用壮观来形容。这也使一些头脑灵便者看到了商机，纷纷开始组乐队办起商业舞厅，用起当时不多见的光碟和紫外灯，一时之间，舞厅如打老鼠游戏中的小耗子，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而年轻人多的地方，争吵与打架的发生几率也高，这也是跳舞继“抱腰”之后又一个令前辈人们诟病的地方。

　　我不热爱跳舞，但也不讨厌。偶尔跟着同伴们去别的单位或舞厅，大多是因为无聊，特别是后来父母反对得激烈时，则纯是为了品尝偶尔的小小反叛带来的片刻快感。我不明白我的父亲和母亲对舞厅不共戴天的仇恨究竟来自于哪里，嘴里老是说跳舞的没有好人，其例子，就是“文革”中本地一位照像馆员工在家里办地下舞会被判刑的事情。他们讲这事时，既焦虑，又恐惧。

　　对于我的跳舞，父母没有像对我去银行上班那样无为而治。也许这正是他们所认为我犯错的时间终于来了，准备以点带面连本带利地清算半年来淤积在他们心中的不爽。特别是父亲，还有另一种担心，即我可能通过舞会不经他们认可地找到一个男孩，并被他带走，由他引向一条坏得不堪的人生道路。这可能是所有青春期女孩父亲的心病。

　　父母的唠叨与反对越过激，我心中忍不住就有一种暗爽的感觉，就像一只小老鼠终于惹得猫发怒了，而猫对它又无可奈何。但这只小老鼠并不知道，惹怒一头真猫，后果其实非常严重。

　　我永远记得1987年12月28日，那一个并不算太冷的冬夜，临近新年，各单位办舞会的频率更高，我撒谎出去参加舞会的频率也更高。而包括邻居、亲戚和妹妹向父母反馈我与男孩或女孩在舞场或夜食摊前的行迹，老是戳破我的谎话。父母觉得我的行为值得怀疑，于是严禁我晚间出门，而这天，是我与同事们约好并发誓谁不去就是小狗。眼见着舞会开场时间就快到了，我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装病，把枕头塞在被子里装睡，然后从窗户上顺着水管翻了下去。我家在二楼，虽然不高，但要突破这种极限，也确实需要些勇气。

　　我突破极限的勇气也彻底打破了父母的底线。那天晚上，发现我逃跑之后的父母，被半年来积在胸中的所有愤怒激发着，寻遍县城所有舞厅，并将正在和我一个男同事跳舞的我揪了出来。突然受到惊吓的我被周围围观的人一起哄，像是被人抓了现行的小偷，羞愤难当，于是和父母顶起嘴来，这等于是往一堆燃得正雄的火上，浇了一桶油。激怒得父亲一抬手，他手里的自行车链锁正好砸在我的额头上。

　　那锁链砸在额头上的伤只保留了一个月，但留在心上的伤口，却几十年，我离开老家结婚甚至生了你，还横亘在我们父女之间，每每想起都阵阵悸痛。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是故意用链锁打我，还是怒气之下失了手？但始终没得出答案，这成了我心中一个结。直至去年他去世，如果不是你们父女的坚持，我也不会回到老家，不会听到他对那件事的最终解释，他说：如果再有一次人生，我依然还会打你那一下的，因为所有对你的愤怒，都不及对你从楼上摔下去的恐惧和担心……

　　讲述背景：女儿高三毕业了，同学们张罗着要搞活动，有人提议学电影里开毕业舞会，女儿和母亲聊起觉得太古老了，由此引发一段记忆。听完之后，女儿长叹一口气说：终于知道妈妈额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了，也终于知道妈妈为什么一说起外公就不爽，原来这里边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