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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代的奇葩事:垃圾桶行动

年轻时代的奇葩事:垃圾桶行动

 
  1985年,我读初三。这一年,我所在的县城教育局要进行一场改革,开始按区域而不是成绩划分录取高中生名额。这一有些超前的旨在提升教育公平度的改革,因为县城两所中学的硬件和师资的不平衡,而受到极大的阻力。一中在主城区,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设施更齐备完整;二中则在郊区,且刚从乡办中学升级而来,虽然临时抽调了一些老教师,但与一中相比,终究还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异,而悲催的是,按照距离远近划分学区的原则,我们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分在二中,整个班级陷入到一种绝望而愤怒的情绪中,以至于少数有资格读一中的同学,不仅不敢在班上露出任何喜色,有时甚至还掩饰住喜悦,挤出一脸愤怒,与我们一起声讨教育局的新政策。
  在叽叽喳喳议论了几天,并想尽一切丑话脏话骂完教育局之后,我们发现,此时的任何宣泄,都不过是向天吐口水一样的愚蠢举动,除了让自己心情更糟,便再无任何意义。因此,我们决定做点什么。
  有人建议给教育局写联名信,但在签名这个环节却卡壳了,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并不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勇敢,一想起自己的名字会白纸黑字地落到那封抗议信上,就感到恐惧,虽然那封信,不过是我们表达困惑的正当诉求,但大家心中仍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有人建议写黑板报,陈述依地域而不是成绩划分学校,是另一种不公平,是打击认真学习的举措,甚至是一种“惟出身论”的翻版。这个提议,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这相当于把所有的风险,交给一两个写黑板报的同学去承担。此前,有同学因为写了一篇质疑“3·5”学雷锋有摆形式的嫌疑,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这次这事,比那事严重得多。
  事情又回到原点,大家又开始唉声叹气并怨天尤人起来。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孩子,经过多年的听话教育之后,已不懂得用合适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正常诉求了。只觉得质疑老师,已是惊悚的事情,而质疑管老师的教育局,则更是天大的不敬了。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如何站直了别趴下地把它表述出来,并取得对方的认同,却实在没有信心。
  这样无疾而终的讨论在校园的后操场进行过四次之后,大家都开始绝望和厌倦了。有几个豪爽的女生以极度鄙视的眼神打量完在场所有人之后,决定不再与我们为伍,而是采用了自己认为有用的方法去表达意见。这样做的后果,是第二天教育局门口贴出了几张巨大的大字报,上书:“我们反对按区域升学”,县委和县政府门口,也出现相同内容和字体的大字报。此事甚至惊动了公安局,公安在现场查看其中并无敏感信息,也没做太多动作,只是撕走了事。班上那几个慷慨如烈士的女生,惴惴不安了几天,终于没有等来想象中的清查,才慢慢缓过劲来。
  每个人都被一种放大了的恐惧笼罩着。这是一种令人极其不好受的感觉,它使人陷入到两难之中,我们如同坐在一辆高速冲向悬崖的车上,如果不跳车,就会冲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而如果跳车,也许下场更惨。我们的悬崖,就是简陋粗糙的二中,我们的跳车,就是有可能惹来麻烦的抗争。
  大家又围聚在后操场,一片愁云惨雾的焦灼。
  在极度压抑而有些无聊的气氛中,一向喜欢在沉闷时候语出惊人逗引大家注意的钱小康突然发话了,他咬着牙说:“那些想出按区域分校的人,真是垃圾,应该把他们装进垃圾桶里!”
  这句无厘头的话,很快引起大家的兴趣,沿着这个思路,大家一路鸡生蛋蛋生鸡地用各种与垃圾有关的想象,来宣泄心中的不平衡。就在大家说得热闹的时候,有人大喝一声:“在这里胡思乱想有什么用?谁有种今晚就推一个垃圾桶到教育局门口去!”
  说话者是林大肚,班上著名的莽娃,他历来是个实干者,讨厌大家婆婆妈妈叽叽歪歪的议论,他的信条:说的是风吹过,干的才是实在货。这一人生原则,使他长出比同龄人多一倍的肉,而且打架次数占了全班打架数的四分之三。
  十四五岁的孩子最听不得的便是“有种”“无种”之类的话,这关系着小小的颜面往哪里放的问题。林大肚一句话,几乎就纲领性地为不知所从的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很快,大家不再纠结于干与不干,而是开始研究怎么干的问题。
  首先,送几个垃圾桶?起初商量是一个,但这样显得太微薄太没有震撼力。最终的决议,是多多益善,发动尽量多的人,推尽量多的垃圾桶出去,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
  其次,是在什么时候推?除了林大肚之外,几乎没有人主张白天干,谁也不想去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却死得很难看的倒楣蛋。大家毫不悬念地选择了晚上。那时的县城不像现在这样灯火通明,每晚三点,所有街灯都会关掉,正是下手的好时候。
  时间定在当晚,任务是每个人把自己家门口的垃圾桶推到县教育局门口。当时,县城刚开始实行桶装垃圾,并引入垃圾清运技术,每晚垃圾桶都会清倒一空,这为我们的“工作”,扫清了一个巨大的障碍,我们可以轻地推着空垃圾桶,招摇过市。
  我永远记得那个初夏的夜晚,我在床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等路灯熄灭,这是我们行动的信号。我承认,当时我的心情是兴奋的,一想着所有的同学都在干着相同的事情,身上竟莫名的充满了一股力量。
  在我数次险些睡着又惊醒之后,街灯终于灭了。我拿起藏在枕头下的布手套,悄悄开门,蹑手蹑脚地来到楼下早已选好的垃圾桶旁,试推一下,还算轻巧,就是味稍微重了一点,昂头仰脖,屏住一口气往前推。一想着明天天明之后街面上将出现的奇境和人们的惊叹,那味算得了什么?小意思!
  这时,我感觉在不远处的巷口,也有垃圾桶轮子在地上滑动的声音。不知是幻觉还是真实的状态,我感觉整个小县城的所有街道上,都传来沉重而兴奋的滚动声。这是一群少年,在用自己以为可行的办法,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既有忐忑不安的小心,又有跃跃欲试的亢奋。
  那时的街道不独是没有灯光,甚至不像现在,随时有夜游或巡逻的人。这使得我们的恶作剧,能够顺利的完成。当我大汗淋淋地把垃圾桶推到教育局门口时,那里已聚集了很多垃圾桶,黑暗中似乎隐隐还看得到匆匆闪去的身影,大家没打招呼,偶尔有吹口哨的,也很轻细而小声……
  那晚参与的人数,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县城所有街道的垃圾桶,无一遗漏地跑到教育局门口,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推垃圾桶的,除了我的同学们之外,还有和我们同样不满意新升学方案的邻班甚至邻校同学,甚至还有拔刀相助或掺和热闹的人。我们那晚的成果,第二天环卫所派出三辆垃圾车忙活了一天才复原。
  尽管声势和影响造出去了,但却没有任何人从这里看出我们有什么诉求。当时如果在垃圾桶盖上贴上一个反对按区分校之类的字样就好了,大家在看完热闹恢复平静之后,悻悻然说。
  按区域分校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这当然与我们的垃圾桶无关。是一些家有子女涉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有官员们群起反对,形成压力,使教育局这一计划最终变成“传闻”。我们都清楚,这事与我们诉求并不明确的垃圾桶行动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心中仍各自存有一点小小的自豪感,认为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做过点什么,虽然这事说起来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甚至还充满了滑稽感。
 
  故事提供者:于道斌(文员)
  讲述背景:读大一的侄女来信说学校的同学们因为不满食堂承包者的伙食太差,集体罢食,有同学甚至从校外抱来几头小猪,让猪在饭堂吃饭,以示抗议。此事引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在表达意见的渠道和维护权利的手段上,管理方和孩子们的进步都有限。有人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学习的还很多,诚哉斯言。
 
  选自《爸爸妈妈的青春》,当当网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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