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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爆炸的报道中看新闻与宣传的差异


从天津爆炸的报道中看新闻与宣传的差异
 
     8月12日晚23时20分左右,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但灾难发生后,当地媒体近乎于冷漠的视而不见,令许多人愤怒和伤心。人们抬头可以看到天上的滚滚黑烟,低头却看不到相关媒体的报道。这似乎也成为某类灾难性新闻的一种暗寓和宿命——有些事情,几乎就是亲眼看到发生的,但媒体上却视而不见。只是这次炸起来的蘑菇云太大了,包不住而已。如果事情稍小一点,封锁住它,还不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即便在互联网时代,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情。404发明出来,不就是对付你的么?
  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这几乎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真正将它放在心上的中国媒体人,又有多少呢?放在心上,又能在日常工作中将它当成一回事的,更少之又少。
  一些人在总结传统媒体的生存境遇时,总不忘将原因归结于新媒体的冲击。事实上,就目前尚未完全成型并形成自身影响力和盈利体系的所谓“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是有的,但这种影响,更大程度上体现在传播手段的变化,而其传播内容和指导思想,甚至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都没有形成本质的改变,更不要说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媒体的命运,虽然,当下看报纸和杂志或守着电视等新闻或电视剧的人,确实少了很多。
  分析人们弃用传统媒体的原因——新媒体传播信息更快,使用更方便,费用更低,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但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传统媒体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失望,大家普遍形成一种定见,认为:“传统媒体的信息由于受到过于严格的过滤,而可信度不高。”这种情绪甚至感染了普通的报料人,我曾听一位报料人说:这条新闻还是不报料了,报了他们也发不出来!
  关于信息的管制,历来有两种观点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信息不加甄别地自由流动,容易引发思想混乱,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信息的自由流动,有助于让民众掌握更全面的信息和资讯,并促使他们的理性判断能力的提升,而公众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因。另外,信息的甄别,很容易引发真理判别权和解释权的垄断,不利于社会的思想解放和信息传播的自净功能。
  两种观点都能举出足够的事例来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性和对方说法的荒谬与危险性。而作为信息发布与管理的一方,“有关部门”及媒体似乎更倾向于信奉前者,因为这符合他们所一直运用的宣传规则,而宣传规则与传媒规律,在某些关键部位有着巨大的区别,虽然二者从表象上看有着一些相似之处,都是使用文字、声音和画面进行传播,其媒介也大至可以分为报刊、广播、电视甚至网站等形态。
  二者同样传播信息,传媒的属性,更倾向于尊重基本事实要件的物理特性,虽然,纯客观的信息传播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信息经旁观者的转述之后,都很难再不含杂质地保持其纯客观性,就如同水在井中,人们是用水桶还是抽水机或吸管吸它出来,已有了主观性很强的差异。但这种传播,必须坚守的底线,是不在抽水的过程中,人为掺入别的色素或添加物。
  而宣传,则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一种传播。这种传播的特性,是必须让受众相信自己所宣扬的东西,而运用的手段,就是加大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削弱甚至消灭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如果某条信息对自己不利,则更是无视或甚至一封了之。这种方法,表现在政治部门,则是不断的外宣与自我表扬,以及删帖与封口;表现在商业机构,则是无休止的广告和危机公关。以至于形成某些媒体人所自嘲的那样,上半身被政治强奸,下半身被商业诱奸,中间部分与低俗通奸。这样的场景,是某些传统媒体公认的畸形生态现状。
  这种状况,在传统媒体上已形成了非常纯熟的运作模式和利益圈层,也行之有效地运行了多年。虽然很多人对其颇有烦言甚至一笑嗤之,但远没有达到新媒体时代人们对其的厌恶与失望。试想想,在人人手中有智能手机,个个都在玩微博和微信甚至微视的现状之下,大街上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形成一个个转发狂潮。而当大家都清楚大街上有个疯子狂砍人,想听听有关方面的权威说法和解释时,传统媒体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在报道消防队员勇救下不了树的小猫时,大家如何看你那掉了一地的公信力?这就如同此次天津大爆炸,全世界都在看天津时,天津的媒体在看动画片。这样的场面,多么令人尴尬,而伤及的,却是媒体本身。他们直接用各种愚蠢的遮掩和拖延,将自己变成了无人关注的路人甲。
  “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这句话老生常谈的话,于是神奇地发挥了作用,它助新媒体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将传统媒体往墓坑里推,这本是全世界传统媒体共同面对的命运,在我们这里的进程似乎更快了些。谁要是不相信这个,谁就等着收获后果吧。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嘲骂和讽刺中,但愿有人能听出点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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