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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与我的文学梦

妈妈与我的文学梦

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身体,还给了我一个文学梦。
 
我的文学梦,与母亲的“不服”有关。
 
在我童年的时候,正值国门渐开,一部《阿信》火遍中国,主人公阿信自幼历经磨难,自强不息并最终成为当时亚洲最大连锁商城老板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我母亲在感动之余,对其中少年阿信背着娃娃去上学深感不服,因为阿信上学,只背着一个娃娃,而母亲仅有的一年两学期学生生涯,长期带着两到三个弟妹,背上背的,地上乱爬的,以至于老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她赶出了学校。这是她这辈子最心塞的事。她时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哪怕让我读完高小,我的人生也完全不一样!”
 
没有自己惨的阿信,居然受到那么多人的唏嘘与同情,这让写字和识字不超过一百的母亲感情复杂。她恨自己没法把自己的人生写下来,她对自己“有苦无人诉”的状态充满了无力感和愤懑。但她老人家没有搞明白的是,人家阿信之所以受关注,不是因为所受的苦难,而是所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做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她所受的再大苦难,也没有传播意义。
 
我老妈当然不懂这个道理。就像众多自己没法实现人生愿望的大人一样,她老人家在第一时间,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责任,交到她的孩子也即是我的头上,早早地为我订下一个人生目标:“当作家!”而她的人生目标,也随之变更为:“培养一个作家!”
 
之后,就按她对成为一个作家所必备的素质,对我开始调理,像所有望子成龙的母亲一样。
 
第一步,先从故事开始,从她给我讲故事开始,到发现她从评书和旧戏中看来的故事渐渐入不敷出,而开始带我到喜欢读书和讲故事的人家里串门,她帮人家做家务,我则听人家讲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有一位姓周的阿姨,看过小说《铁道游击队》,为了让她给我讲完整个小说,我母亲每天带着我,穿过半个城,去她家串门。
 
后来,母亲觉得电影的教育意义更大,就把我送去看电影。当时我才五六岁,甚至都不会找位子,她帮我找好之后再去上班,每张票一毛二分钱,整好是她在街道卷烟厂一个小时左右的工钱。我一辈子对电影的这点喜好,大概就始于母亲那双被烟毒侵噬得可以见骨的手拿起的绉巴巴的泛着烟味的钱换来的电影票。为此,我至今不抽烟。
 
为了培养我,母亲还干过卖掉粮票为我买书,或借钱送我去参加笔会和培训班之类的事情,还发给我最早的稿费,一篇作文一毛钱,激励我去写字。
 
像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我的写作是从写诗开始的,但真正发表的处女作,却是一篇仅126个字的微型小说,那分明是一个微博段子,这是在投出140多封稿件之后的两个回应之一,另一封是退稿上面写着编辑的善意提示:“人生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执著于此呢?”这是对我将创作冲动当成创作能力,拼命写出与自己的热情并不匹配的文字有关。那时的我,写一首二十行的小诗,错三五个字算正常发挥。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路可选。在远离城市的山沟里当一个工资养不活自己的电工,除了大把的无聊时光之外,我甚至连打牌的手艺和运气都没有。连赌博都无法参与的那些日子,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拿着一本书或一个本子,到山上或河谷中混日子。在情绪鼓动下,写那些错别字连篇的诗。为了改进这个毛病,我和一起上班的同事约定,逮到一个错别字,我赔一毛钱,拿给大家买零食。最初,一天可以买一大堆瓜子,但后来渐渐就越来越少,直至他们渐渐失了逮的兴趣。
 
随着错别字的减少,我的文字渐渐就开始发表。那时报刊和杂志很多,而且还在选自由来稿,我的文字,也很幸运的能十篇发一两篇。随着对杂志的熟识,这个比例在逐渐提升,到1993年,一年大致可以发表上百篇作品,其中居然还有中篇小说。
 
因为有了这些作品,我渐渐走出山区,到一家内部报刊当一名永远没有编制更不可能“转正”经常为了创收而焦头烂额的编辑。从如何画版开始,自学起所谓的新闻,并由此开启了我的所谓“资深媒体人”之路,由小曾到老曾再到曾老,我惟一明白的是:文学与新闻,除了都是用字写之外,便再无相同之处。
 
像一个被挤进模具的胖子,我在新闻中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倒是见证了数位牛得天昏地暗的媒体红人的成住坏空,也看到社会不为人知的另几面。这些不能成为新闻传播的东西,最终变成我的杂文和小说,并因其真切和有限度的胆量,被部分读者接受。我也被他们的期望所引导,向着“弱势人群代言人”的方向走去。
 
人最可怕的,就是被标签化,一旦被标注之后,你的形象就被绑定并固化,文字其实也如此。当某一天,我发现自己正在不断重复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对我的创作和生活,开始怀疑。
 
生活并没有给我调整期。在媒体干了十多年,并已按揭买房准备定居成都的时候,一场无妄的争议让我离开了媒体,成为“自由撰稿人”,干过这活儿的都知道,这事跟自由毛关系都没有,每天像被追逐的逃兽一般,应付着各种情愿和不情愿的约稿,虽然看起来不用坐班不用打卡,但每日的生计每个月的房贷,都是隐形的狼狗,无休止地追撵并撕扯着我。
 
早年有算命人说我:“你这命相,得意是蠢材,失意是人才。”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看到的这句放之四海皆准的话,但我觉得它非常有理。在最近几年的生活里,尤其如此。
 
在形同醉汉归家的逼迫之下,我在“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撰稿人生涯中,居然重新找回了当年在新闻工作中已经淡漠甚至荒弃了的文学愿望。在每天疲于奔命地应付生命周期以天或小时分钟计的文字里,我突然有一种想写保留时间稍长一点的文字的愿望,于是就有了每天五百到一千字的坚持,它成为我在沙漠中旅行时的一抹小小荫凉绿州,让我在筋疲力尽之时,得到小小的休整和安慰。我不知道它属不属于文学,反正不那么写了,写完之后,身心俱愉。
 
这种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眨眼之间,就进入四字头的最后一年,用四川人的习惯,这也就进入到“知天命”的年纪。回想自己这匆忙的大半生,值得记住的事情,居然大多与文学有关,文学之于无,终究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梦想,它没有带给我世俗意义上的荣誉或成就,却让我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充满五味杂陈的感觉,这些味道纠结在一起,如酒一般,让我充满了幸福。
 
这一切,是母亲给的。是她,将我带到这条路口上的。
 
我不负她的期望,在几十年之后,终于成为一个三流作家,出版了十多本销路平平的书,刷了几个始终在路上的剧本,一如我的人生……
 
今天是母亲节,照例是要送个礼物的:老妈,你想要的那个“作家”,交货了,质量不是很好,您就将就着吧!
妈妈与我的文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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