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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赐的自由与被恩准的“解放”

    在许多地方,有一种职业叫“专业放生”,即是由一些祈福的老人出钱,买一些行将被送入厨房的鱼和鸟,将它们重新放回大自然。从表面看,这本是善莫大焉的好事情。但问题就在于,这种事后来成为一种职业,一些人为了放生,而专门去抓更多的鱼和鸟来,装在笼子里等待善婆婆们给它们赎身。而在抓的过程中,许多鸟儿和鱼儿受伤致残甚至死于非命,这种“放生”本身,便与它的初衷相违背了。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树立一种理念——即鸟儿和鱼儿,原本就不应该被捕捉和囚禁,他们本应该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不能以任何哪怕是很高尚的理由而予以剥夺。

 

    这让我莫名地想起了最热门的关于“思想解放”的问题。假如我们将思想代换成前文所述的鱼和鸟儿,那该又是怎么样一幅情景呢?我们又该怎样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

 

    一、关于思想,究竟是如“专业放生”一般,认为它原本可以被网捕、禁锢和用一种标准答案给予“统一”;还是如环保人士所认定鸟儿和鱼儿那样,原本应该是自由的?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解放”本身,是否就是一种为“解放”而“捕捉”的“专业放生”行为?如果是后者,那么“解放”本身便是一个悖论——原本应该自由的思想,何来“解放”一说,“解放”本身,其实就是禁锢事实的客观反映。由此,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如果承认禁锢这个事实,那么该解放的是谁:是禁锢实施者,还是思想?换言之,究竟该解放的是“笼子”还是其中的鸟儿?如果笼门不打开,而天天对笼中的鸟儿大谈天空的高远自由的美好,这样的场面本身便是滑稽而虚伪的。“解放”的主语谓语宾语是怎么划分的?

 

    遍观当下某些社会现状:一些显而易见的是非和真相,成为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的难题;一些人还在热衷于用封锁对手的嘴来取得辩论胜利;“封杀”作为一种常态的管理手段沾沾自喜地存在于某些部门的工作中;不算少数的人还以为民众的思想可以像河中的水或手中的橡皮泥一样,可以随意导向……

 

    在这种状况下,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对解放思想为重要。

 

    除此之外,还应该回答的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思考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与生俱来还是由别人赏赐?如果与生俱来,那么想什么与怎么想,应该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力,每个人因知识、阅历和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可能会有思维差异,但这无非就像树林中有千万种鸟儿一样,差异并不妨碍它们先天的自由。

 

    而由别人赏赐的思想自由,包括由别人恩准的“解放”,都是不可靠的,因为“恩准”本身,就暗含了“不自由”这个事实,有“恩准”就会有“剥夺”,如果我们承认“允许解放思想”是一种恩德,那我们也就承认了“禁锢与剥夺”的潜在合法性。

 

    如今,“解放思想”又成为一个关注度颇高的热词,不同的人从中品出了能够浇自己心中块垒的那一股酒味,并根据自身的经验在进行理解和诠释。不管大家的认识和理解如何,但有一点必须清楚:需要解放本身,证明了被禁锢的事实,任何加了预设前提的“解放”,只不过是将笼子放大了而已,即使天那么大个笼子,也难以改变囚禁这个事实的本身。

 

    鸟儿应该是自由飞翔的,一如人的思想!

 

这是我前几年写的一篇杂文,那时,杂文还有地方发表,也还有人看。后来入选《盛世危言集》。这是我对思想解放最真实直观的感受。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思想解放这个话题,又跃然出现在舆论场,但从惯于拍马屁的嘴中说出来的“思想解放”,怎么听,都有一种屎味。于是,旧文重帖,当年我所想说的,现在依旧想说,只是当年那些出版社和读者,已不知道去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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