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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小花圃,是没有等级之分的。无论是买来的菊花、茉莉或栀子,还是捡回来收养的芦荟、仙人掌或肉肉,或自己从空盆中拱出的胭脂花,以及来历可疑的不知名的低端野草,都一视同仁,来者是客,相识是缘,无差别地浇之以清水,偶尔良心发现,还会飨之以淘米水。
 
这样的后果,便是使小花圃没有了整齐清爽的雅致,而多了几分杂乱蓬勃的奋进之气,菊花盆里挤出高粱、茉莉花里钻出剑一般的稗子,而栀子花,干脆就被野胭脂花挤得抬不起头来,佝偻着,一天天满含幽怨地枯萎了下去。而各种苔藓、巴地草和根本无法叫出名字的小家伙,则更是在花盆底下、地砖罅隙和砖墙缝里,不知天高地后地长得烂漫而鲜艳。
 
这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余秀华有一句诗,提到“稗子那提心吊胆的春天”,讲的便是这样的场景——对于植物来说,春天本是它们最好的时节,它们可以在阳光雨露滋润下,尽情地生长发育。但这种逻辑,对稗子以及各种被人类实用和美观谱系排斥在外的野生植物是没用的,虽然它们也热爱阳光吸二氧化碳吐氧气,单独看起来也很有态很美,但因为它们的卑微与无用,以及不能循着人类的审美偏好老实本分地长得规整安稳,于是,春天之于它们,便是惊心动魄的侥幸——活着是偶然,连根拔起晒干晒死是必然,是它们的逃不过的宿命。
 
而这堆野草遇到我,算是万幸和例外地躲过了被斩草除根的命运。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我懒,不常精心养护。而次要原因,则是不忍——我总觉得那些身世低端卑微却顽强挣扎着的野草,是我身世和命运的写照——给懒惰找这么高大上的借口,你恐怕是第一次看到吧?
 
说那些小草与我同命,决不是为了写文章而胡乱攀附抒情。当我看到那些偷偷从花盆里冒出嫩芽,怯生生探看着世界的身影,那么像我当年背着只有几本书和换洗衣服来到别人的城市,没有钱,没有文凭甚至没有一把好力气,随时经历查暂住证和自行车牌,随时担心被连根拔起。彼时的我,比野草更难受的,是还有脸皮和知觉。虽然这些东西于生计并没有多大用处,但于心灵的安稳,有着巨大的用处——心安即归处,而一枝悄悄露头的稗子,又如何能在随时可能被踩扁的春天里心安呢?
 
即至费尽各种力气,碰弯无数钉子,总算在一家听起来还不错的媒体扎下根,宛如总算逃脱园丁火眼的野树,悄然抓地奋发,仿佛一个再嫁的寡妇,极尽努力只为求得夫家的认可,以修补自己的短板——我的短板,便是没有文凭,这让我在视文凭如处女膜一般的文化机构如履薄冰,即便自己无论在采访、写稿、读书甚至拉广告都比别人更努力更上心,但一接到人力资源部的电话,我就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哪怕这电话大多带来的是升职加薪的好消息,但我总担心那是例行的抽查文凭。这是我的一种心病,也是多年看读到那首关于稗子在春天提心吊胆时泣不成声的原因。
 
也许正是这种心态,导致我后来在负责一些小小部门,招记者时更看重实际工作能力而忽视文凭的原因,这也是我后来离开的“罪状”之一,但那几个“低端”记者,没有辜负我的信任,至今还活跃在媒体和其他行业,被业界首肯和信任。
 
对他们的惺惺相惜,与我对小苗圃中的野草野花不忍铲之拔之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
 
野花野草们,当然没有我这般的胡思与善感,也没有我想象的那般脆弱渺小。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就那么无声却坚强地疯长开来,管你凄风苦雨,还是岁月静好,那种看似娇弱却所向无敌的力量,皆因为它们低弱、恐惧、但决不放弃。
 
一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结果:在人类消失以后,地球上所有人为的痕迹,将在一万年内统统消失无踪,而那时,世界上惟一茂盛的,除了野草,还是野草。
 
那些因无用而被消灭,对春天无限恐惧的野草,具有的生命力,不容轻视。
 
这也许就是我对时下某些将人类分为“高端”和“低端”的言论不以为然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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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1190篇文章 2年前更新

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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