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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一书店的保安抓住一对在店里偷拿影碟的12岁孪生小兄弟,因书店饱受丢书丢碟之苦,于是保安决定将“小偷”送到派出所去。这两个不懂事的小孩又羞又怕,就双双跳楼自杀了……
 
看到这则新闻,不知为什么,我眼前竟莫名地闪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童年往事,一个叫老佟的放牛老兵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76年,我在四川什邡隐丰公社白塔坝村给我的六姨作伴。她是知青点最后一个知青,原本住二十几个人的大院只剩她一个了,她害怕。
 
那段时间是我童年记忆中不多的快乐时光,虽然这里有着比城里更可怕更难熬的贫穷,但这里却还有举手可及的瓜果和下水就可以捉到的鱼儿。最重要的,在这里,我作为惟一的城里孩子受到小伙伴的爱护和尊重。这一点,是我这个穷孩子在城里体会不到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就和乡下的小伙伴们上树下水,捉鱼捞虾。与他们分享永远没有封面和封底的革命故事小人书;用不知是多少副扑克凑成的纸牌玩“拱猪”和“甩二”。一边嬉戏一边做着各种力所能及的农活儿。而我最喜欢的,就是跟着乡下孩子们一起到军营去卖牛草。
 
白塔坝驻守着许多部队。部队也种田,于是喂了很多牛。牛每天都吃草,于是大量收购牛草。割牛草就成为方圆二十里乡下孩子们除到靶场捡子弹壳之外的又一财路。后来靶场管理加强不让捡子弹壳了,大伙就只剩这一条财路了,大家抢着把割到的芭茅草往这里送,好歹4分钱一斤啊!接近一个全劳力小半天的工钱。如果不是生产队管得紧,我敢打赌所有的大人都会丢下田里的农活儿而改去割芭茅。
 
芭茅草虽然很豁肉,却很受牛的欢迎。我们常常被芭茅草割得血淋淋的,但送到军营牛圈里过完秤领到几分甚至几角人民币时的心情却异常幸福愉快。因为这笔巨款一旦交到父母手中,必然会让久不见笑容的父母们脸上绽开笑容。如果运气好的话,父母们还会将三分五分的零头交给他们自己安排。这样,赶场天这些钱就能换回一大堆花生或几粒水果糖。如果久攒一段时间,说不定还可以买一盒铅笔或陆军棋。这些东西给乡下孩子们的欢乐时效都是以月计的。
 
芭茅草虽是野生物,但总也有割完的时候。很快,军营周围的草便割完了,大伙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割草。所走的路和付出的劳动强度渐渐增大。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现在的草价和往日的草价做起比较来。虽然同样是4分,但却感觉心里不平衡起来,总觉得现在的4分比往日的4分不划算些。
 
一旦有了这样的情绪,歪点子也就多起来了。不知是谁最先带头开始在背篓里藏石头,反正牛圈里放牛的兵们也不爱查背篓,将石头藏在篓底,过完秤之后悄悄把石头扔掉,每一次至少可以多赚几分钱。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对看守牛圈的老兵老佟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总觉得这个说话嗡声嗡气的东北老兵虽然块头大,但像老牛一样不令人恐惧。
 
坦白地说,老佟的形象在我心中已非常模糊了。因为他确实如一头牛一样,虽庞大但又温厚,沉稳而朴实地做着手中的事,似乎对我们的小把戏一点都没有察觉和在意。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我也许会一直这么认为下去。
 
在我们开始放石头半个月后的一个黄昏,我们又一次背着草和石头到牛圈去卖草,远远看见老佟穿一身整齐的军装在夕阳下坐着吸烟。准确地说他是在等我们。等我们十几个小孩都到了近前,还是像从前那样过秤,然后把草运往牛棚。这时老佟把大家召拢来说:小弟弟们,俺明天就退伍了,你们今后可不许再把石头往草里放了……
 
原来,这半个月来,他一直就知道我们背篓里的石头,为了不让我们难堪和尴尬,他只是悄悄地扣些秤了事,从来没有张扬。他不愿意让这些乡下孩子的脸皮和自尊心受伤。他更不愿让孩子们因为一些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举动而背上恶名。但现在他退伍了,明天将由另一位据说很凶的叔叔来管草料,被他发现了,轻有可能被骂成小贼,斥责一顿,取消卖草资格;重则有可能打一顿送到村里,再由村里以破坏军民关系论处。这样的事在邻村不止发生过一起。
 
老佟走了。自那天以后,我们再没往篓里放过石头。四十几年以来,每当我遇上类似的诱惑的时候,都会想起老佟暗暗为我们扣秤的表情,并因此而停手。我想,老佟如果在书店里当保安的话,那一对可怜的孪生兄弟一定不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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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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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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