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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味乡愁——油渣白菜

每一次到“外婆家”吃饭,我必点的一道菜就是“油渣白菜”,其被“翻牌子”的几率,比“龙井虾仁”“炭烤扇贝”之类都高。朋友们时常开玩笑,说我有一个“忆苦思甜”的胃。在他们看来,油渣和白菜这类东西,算是低贱之物,照理是上不得台面的。这并不是偏见,而是常识。
 
所谓油渣,就是猪身上的板油下锅熬炼油之后剩下的残渣。而白菜,则更无须我介绍,那是几十年前许多中国人耐以度过冬天的惟一一种蔬菜,它因多产而便宜,因便宜,而流播甚广。它与油渣的组合,堪称是讨口子嫁给叫花子,双贱合璧。
 
但口味这东西,自古都不是拿贵贱来分的。要不然,你就根本无法解释皇帝热爱猪大肠,大元帅喜欢烤红薯之类的奇葩事。所谓“各花入各眼,各味入各心”,萝卜白菜,各人心中所爱,皆是因为喜好而已,而这种喜好,有些是天生喜爱,有些则是习惯,而更有一些,与个人成长中某段难忘的经历有关。
 
我对油渣白菜的喜爱,缘于童年时代我那在屠宰场上班的二伯。在那个肉要凭票供应,不排通宵长队就买不到肉的年代,他的职业,为整个家庭都带来了不少便利,托他买点紧俏的肥肉,或偶尔抢到一点不要肉票的连肝肉,是大家最常干的事情。而他也乐于干这种事,以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因为这个原因,整个家族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虽然他脾气有点暴躁,喝多了就喜欢教训人。大家都将此理解为成功人士的必要性格,视受教训为满足油荤之欲所必付出的代价。
 
所有亲戚中,二伯最喜欢的,是到我家。原因之一是他觉得我和弟弟正处于长身体的年纪,需要增加一点荤腥。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妈做菜手艺好,不至于将他带来的肉和杂碎糟踏掉。
 
对于我家来说,二伯的到来绝对是一个节日。母亲会把平时舍不得拿出来吃的木耳黄花拿出来,配上二伯带来的碎肉或肝腰,炒出香气四溢的菜来。而这些菜中,最受二伯喜爱的,便是油渣白菜。
做油渣白菜,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手艺的。刀功无须讲究,白菜油渣,切碎即可;火侯则更是无从谈起,油渣白菜下锅翻炒,加水煮熟即可,讲究一点的,加几颗花椒拍半块生姜,起锅时丢几粒葱花和味精。不讲究的,放一小撮盐即可,这并不妨碍它以独有的肉气香遍半条街。那是一个缺油气的时代,“一家炒肉,半城飘香”的比喻,固然有些夸张。但一家煮油渣白菜,四邻吞清口水,却是不加修饰的事实。
 
由于二伯的职位所限,加之所求者甚多,他最能搞得到的,也就是油渣。这也就是油渣白菜上桌率最高的真实原因。有时,他来一次,用塑料编织袋装半袋油渣,可以让我们幸福好几个月。一碗酱油水,因几丝油渣的到来,而变得比鸡汤还美味。在我童年不多的温暖记忆中,一碗金黄的泛着绿葱和油珠的油渣汤,绝对算是最闪亮最芬芳的。
 
这个记忆一直保留到我参加工作并在孤寂的山区工厂里开始写诗,认识我的老师徐式文夫子。老先生和我一样,喜欢诗和油渣白菜。我每次难得回一次县城,都要跑到老夫子那深巷中的家里,在旧瓷盅和废酒瓶做成的蓊郁小花坛前,吃豆渣白菜,互念最近写的小诗,打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牙祭。
 
我的这个记忆,与另一些文友的记忆是有冲突的。在他们的记忆中,只有关于念诗和喝茶的记忆,很少有吃饭,特别是吃油渣白菜的记忆。反倒是老师母每一次在饭点到来前的局促甚至焦虑,让人记忆犹新。那时年轻,不知道柴米油盐的事,只觉得老师母歪(四川话严厉的意思),如今回想起来,依老两口被整之后扣得微薄的工资养活家里五口人,面对随时高朋满座饭点将近而无法大方地喊出“吃饭”的主妇,那种焦灼与痛苦。这种感觉,使我至今心疼并敬爱我的老师母——那位做得一手好菜,但常常要面对无米之炊场景的可爱老人。
 
我算文友中有福的,常能在夫子家吃到白菜油渣。这可能与我年轻时不谙世事且脸皮厚不知进退有关,更与夫子怜我有一颗热爱文学的心有关。我也因此体验到夫子家独特的烹饪方式,通常,他会把一个月的肉票,买成一块猪油或肥肉,把它们切碎熬得半干,然后与油一起,舀入坛子中,冷却后密封起来,在未来的一个月里,遇心情好或心情不好,或家中来客之时,舀一勺出来煮菜、下面或熬汤。把原本一顿就能享受完的荤香之乐,拖到一个月甚至更长。这种方式一直保持到肉票作废,人们渐渐从抢肥肉到争瘦肉,老夫子再也不用为了买便宜2分的米,拎着口袋从西城逛到东城,然后再扛着20斤米回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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