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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我们就还有归处

回成都几天了。在老家的妈妈,每晚都会在8点准时连通视频,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说:“这二十多天,我已经习惯了每晚看到你和你说一会儿话,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还能不能再这样和你们呆在一起?”她十年前身上查出癌细胞,所以偶尔会小小地问一下这个问题。
 
我只有赦然安慰她,说:“您好好活着吧,只要您在,我们就有家可回。”这时的我,没敢跟她说你年过五旬的儿子,已是另一个家的顶梁柱,还有人也需要将他当成归处。这也是我必须离开的原因。
 
我的老家什邡,在大疫来临之时一直是零确诊,甚至连疑似都没有。这使得宅在家中的我,每晚可以乘着夜色,偷偷潜回父母家中,陪他们坐上一会儿,与他们一边做着家务,一面看看电视,或拿个按摩锤,一会给他们敲,一会被他们敲。临走时,看老妈从仓库一样的房间里变戏法一般拿出几包汤圆或一瓶酱油,要不就是玉米面或青菜,塞到我手中,一副惟恐我饥到或冷到的样子。
 
一种彼此都体会到被“需要”的幸福,在寒冷而令人恐慌的新冠时期的春夜,在母子心里和眼里,都暖乎乎的。
 
从1987年离家外出打工,辗转在外已漂了三十多年。早年,为贪几个加班费,每年春节都替人代班,基本没回家过过年。后来日子稍微轻松点,每年回家,呆的上限也至多是七八天——每年除夕回,初七走,风雨不改。直至今年特殊情况,在家中多呆了十多天,与父母和亲人,也多了些接触,发现了许多以往并不知晓的东西,也让他们对我,多了几分了解。
 
闲聊中,知道父亲某天某夜里咳嗽晕厥母亲不知道该打120还是我的电话;知道母亲在家里的主要休闲方式是纳袜垫,她说这样可以防老年痴呆;我也因此知道我们全家收到的一叠叠图案鲜艳的鞋垫,是母亲的老年时光和点滴寂寞。医生说父亲的骨质疏松得像爆米花,还有他逞强推摩托把自己推进医院的事,都是在老两口的小斗嘴中暴露出来的。另有许多我一直困惑甚至沮丧的事,比如父亲为什么从不给我打电话——他觉得我太忙,不想给我再添乱有时。他甚至以相同的理由,制止母亲。
 
很难得的,父亲还与我聊起了年轻时的事,那时他在成都上班,每周骑一百多里回家,悄悄带上老家的叶菸或什么土特产,或甚至与弟兄们一起下河捞点鱼换钱。我也给他讲了自己最艰难的时候同时打三份工的情况,那时,我们俩不是父子,而是两个历尽生活艰难的老男人,老兄弟。
 
老实说,对于父母的家,当年我是渴望逃离的。我领人生第一笔工资时,就用其中的一半,在外面租了一间小房子,并发自内心地体验到梦想已久的自由,殊不知,那份“自由”是以父母的牵挂和飞上青天才发现自己无依无靠的感觉为代价。
 
有首老歌: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那是我童年快乐的地方,那是后来我逃离的地方,也是我眼泪挥去的方向。
 
妈妈在,我们就还有归处。
 
这就是我这个漫长假期的感悟,全因冠状君而起,但我绝不感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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