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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是不是中国文学的蓝色小药丸?

  瑞典学院2012年10月11日19点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吸引了全球文学爱好者,尤其是中国人的热烈关注。在早前的两家著名博彩公司诺奖赔率表上,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分别占据头两名。

  仿佛一只巨大的靴子从天而降,很多中国文学人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几分钟之内,这条消息便以不同的形式传遍大江南北,将原本混沌不清的传闻,一棰定音。此前几天,媒体紧抓各种蛛丝马迹不放的炒作,支持者的热血贲张和反对者的口沫横飞,以及出版商们和淘宝店主们的兴奋激动,都已构成了一出热闹而火爆的戏剧。这出戏剧,于沉寂得太久以至于显得萎顿的文学界来说,无疑是一剂兴奋剂。有人甚至将这个消息,当成“伟哥”那样的还阳神药,认为中国文学,太需要一片神奇的蓝色小药丸了。

  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我深为有同胞获得举世公认的最有权威性的文学大奖而感到高兴。毕竟这是全人类一年一度颁发的惟一一个奖项,而不是像某些嘴上说权威得不得了,却双黄三黄甚至获奖者比观众还多且大多私相授受于亲朋好友之间的所谓文学大奖来得扎实。但同样,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太明白,这个奖的意义只属于莫言一个人,这是一个只能陪着看热闹却不能分享的胜利——奖金是莫言的,荣誉是组织的!

  就如同刘翔获得奥运冠军并不能改变中国只有寥寥可数且生存现实欠佳的少数跨栏运动员的事实,莫言的获奖,并不能改变当下中国文学令人汗颜和尴尬的处境。他的获奖,不能改变文学类书籍江河日下的发行量;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小说类文字千字不满百元的稿费现状;不能改变越来越多的作者“我手不能写我心”的创作状态;不能改变许多作家视现实为畏途而将眼光放到遥远的古代创作方向;不能改变出版商们将文学定义为哄小孩子零花钱的小儿科游戏;不能改变绝望的作家们丢开小说和散文转行成为各类口水影视剧编剧的职业走向;不能改变文化界只问利益不问道义的犬儒气息;更不能改变官府和官员们玩小三似的将文学当成粉饰太平或搭台唱戏的工具;它甚至不能改变当看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这条新闻之后,网上如潮的发问:谁是莫言?什么是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文学已失了基本的血性和生机,它不再是心灵的润滑剂,更谈不上激励人和感动人,文青和文艺范儿已成为嘲笑人的专用词。被商业广告和各种成功学贩子煽起的急火攻心式的社会空气,似乎已不需要文学这类的清凉剂——当然,在现实利益催逼之下,满怀心机和算计写下的文学类作品是否还有这样的作用,也确实值得怀疑。

  当然,也不排除通过莫言获奖这个事件,人们以关注他为切口,重新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机会,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他们,但我很怀疑究竟有多少当代文学作品,能担当起为中国文学重振信心的重任?同时,更令人担心的是,在经历了几乎断流的折腾之后,还有多少有识别能力的好读者,能为中国文学去伪存真?

  行文到此,想起一段往事: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时,曾经与刘半农相商,拟提名作家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感到是件好事,便托鲁迅的弟子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当年9月25日,鲁迅作出回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鲁迅的推辞,与其说是一种谦虚,倒莫如说是一种担心。因为他明白,某些人是很容易将别人的荣耀,变成自己不求上进的理由。这对整个文学界,都是有害的。

  诺贝尔奖不应该是中国文学的蓝色小药丸,而应该是一剂清醒剂,我们不应该从它那里获得虚妄的自我满足,而应该是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的不足和距离。我想,这也许是广大文学人最应该从莫言获奖的这个好消息中分享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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