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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前夕,某网站公布了“重阳节外出务工人员留守父母调查报告”,透露多数打工者认为月薪8000元才敢把父母接到城市同住。调查称,见面难成为困扰基层打工群体的一大问题。在外出打工的受访者中,23%半年和父母见一次面,31%一年才和父母见一次,18%表示一年到头也很难见到父母;只有1%的受访者表示每天可以和父母见面。(据《京华时报》)

  另一家媒体重阳节前记者调查发现,老人们过重阳节的最大愿望是希望子女能多抽点时间跟他们说说话,平时常回家看看。 这两条调查新闻,一个角度是从儿女出发,另一个角度是从老人出发。两者放在一起,悲剧感就出来了:在老人们“渴望得到的”和年轻人们“能够给予的”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具象化了物质鸿沟,而8000元人民币,似乎是很多年轻人尽孝道的价格底线。依当下中国绝大多数的打工者甚至新入社会的年轻人的收入现状来看,很多人是没有资格尽孝道的,虽然,父母想要的,无非是说说话或常回家看看。但这看似简单的愿望,却因为这高昂的心理价位,而变得遥不可及起来。

  很显然这并不是真相的全部。虽然媒体的调查,局部曝露了年轻人们在生计面前的惶恐感,但这种惶恐感是被放大了的,甚至可能成为一种逃避亲情的托词。几年前,我就采访过一个因为觉得自己“混得不好”而十一年不愿意回家看望父母的大学毕业生。其父母声泪俱下地说:“我只是想看看我们的儿子,不论你是富翁还是乞丐!”这句话,其实是很多父母的心声——还有什么能比亲情更温暖和宝贵的?没有什么可以用钱来衡量。这种状况,是将钱作为惟一崇拜物的思维现状之下价值观的畸形变异。

  诚然,好的经济基础固然能为父母和亲人带来好的生活条件,建立在好的物质条件的亲情更温暖舒适和惬意。但这二者之间,有一个不能颠倒的顺序,即先必须要有孝心和对父母的善念,物质条件是锦上添花的;而绝非物质是孝心和善意的条件。换言之,就是说金钱和物质条件只是让亲情和孝道变得更好的条件,而非对父母有无孝心的前提条件。将钱作为是否能尽孝先决条件,无疑是错误的。

  没有8000元月薪,并不代表说就无法和父母同住,事实上,很多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人也和父母住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并共同努力去争取把日子过得更好;而许多超过8000元月薪的人,或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吝于花时间和精力陪陪父母,他们的托词也许是:公司生意没走上正轨,房子还不够大车子还不够豪华,或某些生意客户得得罪不起。而他们不明白的是,没有哪位父母,把这些看得比儿女回家来看看或吃顿饭说说话更重。有两兄弟,大哥有钱,给父母买了房子,但很少回家;弟弟没钱,却常陪父母去看戏,父母对众人说起,都说小儿子比大儿子好,大儿子备感委曲,觉得父母老糊涂了。其实,父母并不糊涂,而是他不懂这个道理而已。

  可悲的是,很多儿女们不懂的道理,骗子们却知道。我曾不只一次遇到过被骗子用洗脚盆或别的保健品骗走几千甚至上万元钱的老人,问他们:“媒体天天都在报道这种骗子,你们为什么还是会上当呢?”老人们会说:“这些人一上来就喊爸爸妈妈,我觉得他们很亲切”,而因为这份亲切和陪伴,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重阳节到了,老人们期待的,并不是大包小包的礼物,也不是豪华铺张的酒筵。也许一顿亲切的家庭团圆饭就够了,酒不需高档奢侈,菜无须山珍海味,儿孙们只需放下手机和各种电子产品,耐心听听老人们的唠叨,并随着这些唠叨,真诚地喜怒哀乐一番。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且不说这需要安定平和的心境,更需要发乎于心的“乐意”,还需要时间,对于当下双独条件下一对年轻人要面对七八个老人的现实,且不说生活重压之下平和的心境是奢侈品,单就去看一次长辈,也是需要排班站队的——这是我们悲哀但又不能不面对的生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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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1190篇文章 2年前更新

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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