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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9日晚,江苏省泰州市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在其招待中心举行晚宴,喝高档名酒,吃刀鱼和河豚等高级菜肴,遭到了当地群众的围堵,为首的官员被迫跪在酒桌上喊话求饶。22日,泰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当事的泰州滨江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张爱华予以免职。

 

    从相关责任人受到的处罚是“免职”而非背着枕头打板子式的“停职”来看,泰州市有关部门此次是动了真格的。虽然“免职”之后易地做官的例子也不少,但舆论对此仍抱有善意的解读,认为这是民意与政府之间一次良性的互动。与此相呼应的是,此事件从发生到在网络上传播,到最终被媒体披露,泰州有关部门并没有沿袭有关方面以往处置此事的老路线——封锁媒体,删除帖子,拘捕报料人,或启动维稳机制对付包围宴会的群众。而是采用了一种正面应对的态度,第一时间做出积极回应,并在调查清楚事实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布事件真相,并处置责任人。这样的效果,使一起看似凶猛的舆情,不仅没有变成惨烈的恶性事件,反而成为一个对本地乃至外地官员都有教育作用的范例。两种处理机制,前者即使压服公众和舆论,但“拥疮自重”积累下的是怨怒、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后者,则用疏导的方式,外科手术式地将危害社会稳定的病因切除,使民众能从这些应对中,看到政府有关部门整肃吏治转变作风的诚意和决心。

 

  有人说,这种处理的模式,与当下整个社会的风气和氛围有直接的关系。自去年以来,中央连续发布包括“八项规定”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种种习气进行整顿。几个月实施以来,最明显的效果,不在于停了多少酒席少喝了多少名酒,而在于形成了一个“公款吃喝”如过街老鼠般东躲西藏的局面,此事,在社会词典中,不再是荣耀与富贵的概念,而变成了尴尬和负面的词语。虽然也有大宾馆变内部招待所,茅台酒装进矿泉水瓶子里之类的变通。但从这些变通本身,就说明了公款吃喝者们名不正言不顺的窘态。而这种窘态与不道德感,将是进一步推进治理公款吃喝和铺张浪费的内在动力。

 

  当然,如同不能指望着灰尘自己跑掉一样,也不能指望着积习已久的公款吃喝靠参与者们的“良心发现”和耻感去自我约束。而风气真正的变化,更来自于民众们的觉醒和参与。以泰州事件为例,当地群众自发暗访并围堵公款吃喝场所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忍无可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对中央的反腐和整顿公款吃喝等行为,报之以信任的态度。以往我们听得最多的,都是哀莫大于心死的“他们吃死喝死关我屁事”之类的无奈牢骚和咒怨。但这次不一样,人们站了出来,从未有过的义正词严。没有内心坚定的信心,人们是不可能那么齐心,也不可能那么勇敢的。而信心,就来自于他们相信他们站在“道理”的一边。他们是因为“信”而眼睛雪亮的,或者干脆说,他们是因为“信”而变得勇敢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事的官员,自知理亏,不得不下跪认错。这种此消彼长强弱易位的态势,直接来源于社会大势。民众包围豪宴参与反腐,泰州只是一个开始,也只是个预演。其示范与激励作用,不可低估。

 

  一些官员曾叹息老百姓对自己说的话“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信”,这是长期的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而其中,尤以漠视群众的喜怒,低估群众的智商,时常将“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蔑视的概念挂在嘴上的后果。而这种积累是双向的。因此,尊重群众的直觉,相信群众对大是大非的判断,在反腐和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正视民众的智慧,是大有可为的。不要用错误的处理方式,人为地将民众的这股强大力量,推向反对的方向。这种事,在历史上,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不可谓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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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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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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