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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温州市新国光商住广场的600住户集资花26万元买下专门用来强声驱暴的专业设备“高音炮”,与广场舞音乐进行“远程音响对抗”,不间断地播放警告声音,令一些广场舞大妈实在受不了了,陆续打道回府。这是继泼粪、鸣枪、放藏獒之后,又一起为了对抗广场舞而想出的奇招。(据《都市快报 》)

  就像此前无数次因广场舞台引起的争执一样,这条新闻瞬间成为各大新闻网站的最热新闻,足见其所反映的问题,已成了最受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已不仅仅只关乎痛痒,而是决定人们幸福感,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程度了。在此前报道的一些新闻中出现的广场周边住户采取的种种极端维权方式中,最严重的,已出现三轮摩托冲撞并引起人员受伤的情况。很难想象,在这种掺杂了意气的“军备竞赛”,最终会引出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来。早些年,看外国新闻中,有人因邻居播放音乐声音太大,交涉无果,而引灭门的极端事件,还觉得是奇闻和不可理喻。但目前,看着因广场舞引发的大大小小的争端及相互报复的手段,谁又敢担保在激情之下人们会一直理性和平静下去呢?


  无论是泼粪、鸣枪、放藏獒还是启用专业设备打音频战,都是一种“比恶”,是一种“以恶制恶”的思维产物,它可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作用,但于长久的平静,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谁也不敢说泼粪不先搞臭自己;开枪或放藏獒不会承担更严重的法律后果;更加震耳的“高音炮”只会杀伤别人的耳朵。如同在一场污泥战中,谁也不会独善其身一样,在这场“比恶”之战中,谁也不会是最终的胜者。短暂的胜利背后,谁也不敢说会不会引起新一轮口服心不服,甚至损人不利已的报复。那样的话,那块土地上可就真正的永无宁日了。

  但这终究是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只是,这广场上跳舞的“人民”与周围渴望宁静的“人民”,在诉求上有太大的差异而已。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的许多领域,都存在。它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还有监管者无论从制度设计还是管理意识和手段的缺位造成的矛盾。以广场舞为例——这广场舞,既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又是以往在城市规划、资源配置和相关法律法规制订上没有预见到,却实实在在造成影响的一个大问题。

  对于处于矛盾点的双方,很难简单说出个是非来——对于跳舞的一方来说,她们无非是想找一个锻炼身体挥发富余精力的地方,这不算个过分的愿望;而住户的一方,对居住环境的安静与舒适程度的需求,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二者之间,是否可能调节出一个最大公约数?即在最大限度之下,满足双方的基本合理愿望。比如,在社区公共空间的设置,噪音的屏蔽,对跳舞时间及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的相关指标的进行设定和加强监管,以及对市民进行关心别人提高素质的提示性教育等方面,政府应该做点什么。目前矛盾比较集中和突出的地方,无一不是因为规划的缺陷加公共管理的缺位,再加之缺少沟通的机制,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在许多地方,出现这样的争议,甚至连找谁协商和裁决都是一个大难题——于管理方而言,从理论上讲,城管、环保、公安、社区、物业,似乎都应该或可以管这件事情,但事到临头你会发现,“大家都管”与“大家都不管”基本是同义。而于矛盾双方而言,两大阵营严格意义上讲只是松散的组合体,很难就某个具体的问题达成一致的协议。而从议事原则上讲,散碎的个体与散碎的个体之间,是很难达成一致协议的。因为嘴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该听谁的,特别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明确而清晰的界定时,大家很难说服谁,于是就只有由着自己的性子,把响动搞大点,以求得相关部门的关注。这似乎成为一种通行的解决问题逻辑,但背后却暗含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于是,就有了各种新闻性十足的战斗,这些战斗,最终伤及的,是社会良俗和秩序,并传递出一种不善的气息。而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应该担当责任的部门,并没有意识并担当起相应的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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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颖

曾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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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以评论、小说和杂文写作为主。曾在《南方周末》、《北京晚报》、《读者.原创》、《新京报》、《华商报》、《羊城晚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多家媒体开设专栏。其中“冒牌经典”和“民间记事”系列引起较大反响。主要作品:《阿Q后传》、《著名乞丐王大成 》、《 民间记事》、《大话伊妹儿》、《冒牌经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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